我接到“调岗令”的那天，天是晴的，厂区却像一口正在加热的锅。

人行通道上有几道警戒线——不是为安全设的，而是为控制“精神不稳定人员”的路径。

他们说我是“情绪波动严重，绩效曲线异动，需转入e级观察点”。

字面上叫“绩效评估延伸组”，但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判疯的纸。

系统上报的行为模型显示我近期“语言频繁脱轨、沉默值超标、异常关联指数暴涨”。

通俗点说，就是“你像要疯了”。

但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正是因为太清醒了，才成了“被疯”的对象。

那纸调岗表递到我手上的时候，签发人是那个叫马彬的技术副主管。

他将表推到我眼前时，用一种既不冷漠也不温和的口气说：

“你别太紧张。这不算处罚，是个过渡。系统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太‘认真’了。”

我接过表，没说话。

“认真”在这个厂里，从来不是褒义词。

你要是认真对待伤亡，你就是“不识时务”。

你要是认真处理漏洞，你就是“破坏流程”。

你要是认真对待编号里的每一个人名——

你就是“疯了”。

所谓的e级观察点，其实是一栋靠近污水冷却塔的三层小楼。

外表刷着“健康干预与心理调节中心”，内部格局却像极了老式收容室：封闭走廊，监控全开，门口站着两个“调岗协助员”——也就是穿厂服的保安。

我被带进去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再不是“员工”了。

我是个待检验的“精神问题样本”。

我甚至见到了旧识——那个曾因“频繁交谈不合规定”而消失过的老工“于老狗”。

他现在躺在一张金属床上，两眼无神，嘴里却不停嘟哝着什么。

我凑近听了几句：

“编号不是人，编号是命……编号忘了，人就完了……编号编号编号……”

他疯了吗？

我不知道。

但他确实还活着。

我被安排在一间墙漆已经斑驳的小房间里，门外挂着“观察室03”。

每天有三次打饭、两次测压、一小时集体沉默“冥想课”，还有固定的“行为访问”。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系统在看我是否“顺从”。

只要我配合，我就有“调回正常岗位”的可能。

只要我不配合——就再也不会有人看到我。

第一次行为访问时，是一个年轻女调查员带着一台平板电脑进来的。

她没报名字，没报工号，只说了一句：“你想不想出去？”

我点了点头。

她眼睛盯着屏幕：

“那我问，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特别重要？”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她淡淡道：“系统监测你近期行为数据呈现‘救世型倾向’。”

我明白了。

我做的那些编号登记、伪造档案、对抗注销，系统都看在眼里。

在它们看来，我不是“在救人”，而是在“妄图拯救世界”。

这是精神病学里一种常见诊断：救世型妄想。

“你觉得你能改变什么吗？”她又问。

我摇头：“不能。”

“那你为什么要写那些编号？白工名单？静默档案？”

我笑了。

我反问她：“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写过日记？”

她没说话。

“你写，是为了改变世界吗？”

“不是。只是怕忘。”

我望着她：“我也一样。”

“我是怕——没人记得他们。”

她盯着我良久，合上平板：“你的答案——系统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