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生于天禧，起于庆历，得志于熙宁，元丰，亦失志于熙宁元丰，受皇天后土，皇家恩泽，几度拜相，几度力挽天下之狂澜。所谓人之所灵杰，莫出王公之右者。悠悠古今，能有几人哉。

庆历初，功名显，得益于范文正提携，却拒高官利禄，远任签判，知县，监吏，皆无品阶之利，亦无权御之益。王公意欲闻山间之鸟鸣，观陇上之牛犁，察兵民之愿遂，究税赋之所盈，盖王公之志，乃欲潜伏于天下之根本，才能瞩庙堂的高远，遂于民间见闻之有二十年余。又熙宁初，得欧阳文忠提携，乃入朝堂。王公将所写文书丞于其上，神宗闻之，惊为天人，遂召见，王公陈旧法之弊，言新法之利，‘富我大宋，强我大宋，变法之道，无非民，兵，商，吏，国；民之为根本，无民则兵，商，吏，国皆崩塌，遂以青苗，保甲，农田水利法诸法利之，兵之为拱卫，保四方家国，遂布‘募役，将兵，保马’等法；商则利也，鼓励市易，降低易税，使兴盛；吏则冗也，剪裁，消泯，得三之一可也；最后为国，国，乃君也，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君必以力之先行，而利必以后享，方可国家。此五法辅以众小法，国之强盛，可图也’。神宗闻此新法，精神大震，遂许之于羽翼，授之以权柄，躬身亲为，势必除弊兴利。新法之初，日月昭彰，利若星象。天下之人皆以新法为处理国事家事之要律，百官趋之，万民顺之，当年之星星之火而如今若此燎原，可谓人心沸腾，人事飘然。

然天不遂人愿久矣，新法逾进，则阻之逾强，青苗法本以利民，却生流民；吏减三一，则三二无所去；商税骤减，商利获多，却不见税之多也，等等，众法之所利皆成所弊。反对声起如骇浪，众民恨之，众兵弃之，众吏拒之，众商避之，唯国之所担当，然神宗与王公呕心沥血已不能挡反对之声，众口摧之，悠悠苍耳亦被反对之声裹挟，不能遂愿。王公复又归乡野，归尘世，而后拒声偃息，王公遂又起，而拒声亦起，此起彼起，此伏彼伏，俨然相生相克，起起伏伏，反反复复，王公终归这尘世的一抔尘土。

呜呼！王公去矣！天下百年难得一遇之良才，高风亮节，志比寰宇，人若仙骨，今之一去，你我殊途。

王公去兮，王公归兮，奄奄山林，若现一青衫之人，恰似曾经之少年（王安石），须臾，却又缥缈于云海隐树之间。

”

李格非写完此书，悻悻搁笔，长思天下之难，能若王公之人，天下能有几个，却也处处艰难，步履蹒跚，何况寻常人乎！

三日很快即完，文武百官之祭文也大抵也都写完了，所有文章都皆写上姓名，交由礼部监察使张简之一一编号装订，且按姓名，似科举考试一样密封上交官家。

待到朝上，文武群臣肃静，高太后先言“诸位卿家所写之祭文，大略有百篇，经枢密院和礼部监察使张简之刊合评判，再经哀家所阅，有三篇甚得人心。遂将这三篇所文公诸于众。”

第一篇：

元佑初，王安石公变法辛劳，疾病缠身，病没于江宁，因此感怀。自王公忠心为国始至没，已有三十三载，在官时，忠君体国，去官时，忧怀故国。王公性情高洁，诗文法度育人无数，吾之后生及后世，当永记之，纵观公之一生，皆为国辛劳，为国忧愁，愁满胸怀，愁到三秋，变法之力用尽公之一生所有，遂作‘江城子’以纪王公。

三十三载为国忧，恨无头，几时休。莫问归期，莫道不千秋。呕尽肝胆愁血泪，家国事，愿长留。

六十年宠辱付酒，苦还有，恨还有。只是杯中，无酒问谁求。欲取江水杯易满，杯中酒，似君愁。

高太后读完此篇，众人皆赞，深刻表现为国尽力的王公，真切的表达呕心沥血王安石一生，三十三载国事，六十年生涯，只是忧愁多生。高太后道“此篇我觉得表现力甚佳，只是用词作祭文，甚少。但我闻苏轼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一祭奠佳作，遂表为佳。此为谁所作呀？”。

这时只见人群之中靠后的一位身形彪瘦且唯唯诺诺的人站了出来，看这情形，他应该不是经常出入这种场合，“太后，此篇乃是臣秦观所作。”

众人皆叹，秦观，秦少游，词文天下早有威名，却不曾想现已立入朝班。

高太后似是不识此人“秦观，何人也”

秦观正声答道“臣秦观，扬州府人士，曾师从于苏轼苏翁，苏翁勉励我考取功名，又因前次苏翁委去黄州，在金陵城与苏翁及王公相见，坐而论道，酒而痛饮，对王公之所遇，感怀痛心，王公亦勉励我去求功名，并多有提携，遂往复汴京求之。”

高太后问道“似有这等故事，哀家未有耳闻。”

秦观答道“少游不才，功名求之已经若干次了，方才入的榜中，先皇仙去，朝中诸事还未妥当，新科之人事都还未有安排。”

高太后道“秦少游有大才，着鸿胪寺卿尽快安置。”

稍事片刻之后，太后又让内侍何超读之第二篇：

王公之去，大宋少一肱股之臣也，王公之才，天下仰之，王公之气节，天下敬之。至于变法，上有利于君臣，下有利于百姓，兵可防四方，吏可管天下，商不在言，税赋不在民，是避之民之税，而求商之税，即不利于市易，然吏去三二，遂使市场，乡里，土地无人管辖，多人超荷劳作，以至三二之吏无所去，而三一吏却累死累伤无数，公之过也。

太后闻听“‘公之过也’”，立马叫停，“听听，这是谁之言语？”

众人莫敢言。

太后怒道“司马光，这是你写的文章吧。王安石已去，你还多加问诘。何可道哉！何为仁义！”高太后内心里其实非常想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又不能明目张胆的表现出来，因为那样“废除新法”的罪责便落到了她头上，自古变法者都为当世所推崇，为旧势力所阻挠，高太后可不想因此留下骂名，所以她留下这篇文章，称之为佳作，然后又让人念出来，这样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她再阻止，以故能转逆自己，让群臣知道这是司马光的意思，不是自己的意思，司马光却不知不觉成了这个替罪羔羊。

司马光急忙解释“微臣……”

还未及言语便被高太后怒斥“司马光你心胸狭隘，枉为左仆射令，即刻削职。”高太后内心暗暗在想“这个时候应该有人出来为司马光说情，不然新法废了之后没人收拾这烂摊子。”

户部的晏秋果然很及时“太后，太后，司马光不能撤，撤之事小，但是现在朝中已无人能比肩司马光大人的才能，他人上位恐难整饬朝纲，况且司马光修史功高，撤之则也难让天下人信服。天下之民苦新法久矣，需要一个人来拯救万民于水火。”

众人也应声附和道。

太后气汹汹的，但是表面上表示无奈的说道“司马光暂且留职，此事先行作罢。”

司马光赶紧谢恩，偷偷溜到人群之后。

下面是第三篇文章：

王公昭昭，一去天地泯然。临川易水，荡涤神州之南

……

第三篇文章正是李格非所写的祭文。对于刚刚司马光的文章引得太后勃然大怒，李格非内心甚是担心。因为他的文章也有些对王安石并不是十分赞美之词，若他被撤职（当然现在除了郓城教授（抄书郎）还没什么职位，几乎等于没有），那时几乎不会有人替他说话。但是李格非心里也窃喜，因为第一篇文章虽好，但是文体不合，第二篇已被毙掉，这第三篇必定……想想也是喜忧参半。幸好高太后没有阻止内侍何超读完它。

“第三篇文章大家觉得如何呀？”太后有些乏了的语气道。

许久无人言语，众人莫敢言。

高太后有点生气道“诸位公卿，食我大宋之俸禄，此刻却无言语。何意啊？”

终于有人言语，却道那人是谁，那人正是刚刚为司马光说话的晏秋。说了这么多，这晏秋到底是何人？好像是黑白两道，新旧两党都过的去之人。

不用着急，让我来介绍一下晏秋。那晏秋正是大词人晏几道之子，前宰相晏殊之孙，却道这晏家家道中落后流落京城一子晏秋也，其既非新党，也非旧党，游离于各派之外，可以说其立场与李格非相差无两。晏秋之所以急于表现自己大概也是因为落魄所致，可以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浑水摸鱼捞一把，当然主要是捞个好官当当。

晏秋说“这第三篇文章，写的相对中肯，对新法之利，便以颂扬，新法之弊，则责之。但对王公之为人，王公之气节，表现了崇高的敬意。可为祭文之佳作。”

御史大夫范纯仁出来反对“此文过高评价王安石之功，而少说神宗之利，且有意无意贬责官家，实乃难以成文，若用之则对先皇之名声不利。”

高太后问道“何以说对先皇不利？”

范纯仁解释道“其一，民为贵，君为轻，此为儒术之弊也，民贵君轻只乃一说道，大抵都是用来骗人的，偏偏提出来，就显得虚伪可笑，自古都是君贵民轻，吾认为此可不提，亦可不论，言避之则可，其二，王公之平生起起伏伏，寓意朝廷之法令反反复复，先皇之意志反反复复，实在不妥。”

高太后反驳道“祭奠王安石公的文章，不提君不行，不提法不行，提法则必提法之反复，提君则必提君之反复，此无解也。”高太后明白，即便贬损官家之名也要拔高王安石，为的就是不给自己和官家留下骂名，哪怕是自损一番，也好似自谦自愧一样。高太后又问“谁还对此文有意见？”见没人答话，遂在朝堂上喊到“苏轼可有意见？苏轼可有意见？苏轼何在？苏轼何在…”

这时候位列末班的晁补之出来答话，“苏翁久在黄州，作团练使。又远调汝州，长途跋涉，一路困顿，致使幼子早丧，且多病难休，现居于吴郡养病，待病好了方能来朝中议事。”

高太后很遗憾道“若是如此，当真需要好好休养，苏轼近来可有文章流传于世吗？”

晁补之未敢答话，但是朝中有好事者却出来说话“苏翁之文章向来名见天下，一出则天下无人不为之传颂，臣这里抄录了三篇文章，特拿来让太后观之！”

高太后听闻急令内侍何超取来阅之。

高太后看着看着就气忿的道“‘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子真乃洒脱也，全然不顾朝廷之难事，却要抱明月而长终，哀家必让他长终。‘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此乃吃的痛快喝的也痛快，还有一点本朝臣子该有的样子吗？‘小乔初嫁了’跟他有什么关系？”看完狠狠的将诗稿扔下殿去，“难道诸如苏子这样的人只会把弄文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吗？他就一点没有把朝廷之事放在心里，受宋俸禄，却提不出任何治国方略！真是气死哀家了，让苏轼好好在外面呆着，最好永远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