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议员情绪已很激动了，争着发言，声音一个比一个高，秩序无法维持。汤化龙便又只好使出“散会”的法宝。

这一散会坏了，有些议员为了私人的理由，想离开众院，哪知公民团包围阻拦，不准通过。脾气暴躁的议员，便即破口骂道：“你们是什么东西！军阀的狗腿子，冒充公民！”

“他妈的！”有个天桥的混混大吼，“这个狗娘养的骂人，还不揍他个狗日的！”

“对！打！”

一呼百应，就此发生冲突。派在众院的警卫，原已获得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密令，对于公民团请愿，采取不介入的态度。现在看打议员要出人命，不能不奋力解救。张世钧、冯大洲以及帮同在场指挥的何掌柜等人，亦纷纷横身排解，力竭声嘶地大喊：“不准动手、不准动手。”

群情汹涌，哪里弹压得住？亏得冯大洲有急智，请三四个人把他抬了起来，用马口铁的话筒大声嚷道：“吃午饭啰，发大馒头啰！快来领啊！”

这一嚷嚷，比什么都灵，公民团不由得都住了手，寻声而视。众院的警卫，才将议员们救出重围，受伤的已有邹鲁、田桐、吕复、陈策、吴宗慈、郭同等等，一共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反段的益友社和民友社的成员。

伤势幸都不重，众院本设有医务室，医生、护士一起动手，没有多少时候，就都料理完了。

但风波不因伤势不重而减弱，只是拍桌大骂也好、咬牙切齿也好，都无补于眼前的困境，因为内外交通，只靠电话。而唯一能解除众院困境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在电话中遍寻不着，自然是故意躲起来了。

于是，议长汤化龙只得依照前议，用电话邀请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到会，接受质询。打到国务院的电话，是一个秘书接的，说总理正在接见外宾。找秘书长张国淦，回答是到公府见总统去了。

“请你联络一下，联络到了，请他立刻给我电话。”汤化龙那秘书一口湖北话，便又打着乡谈叮嘱，“公民团在我这里‘扯皮闹绊’，找吴总监不在，找你们秘书长，又不在，都是‘肖鳝鱼的’，简直‘打伙弄琵琶’嘛！你跟你们秘书长说，议员都‘狗脸生毛’了！他如果再‘装佯其相’，‘出刘秀’我可不负责。到那时候‘扯油面’嫌晚了。”

意思是说：公民团“无理取闹”，吴炳湘、张国淦都“开溜”了。简直是“合伙整人”。议员都“翻脸”了，张国淦如果再“装傻”，出了“意外”，他不负责。到那时候“上吊”嫌晚了。话中威胁的意味甚重，那秘书不敢怠慢，赶紧找到张国淦，据实转告。

张国淦也有说不出的苦，但不能不打电话。汤化龙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驱散公民团，二是请段祺瑞到会。张国淦的答复：第一、立刻找吴炳湘想办法。第二、一定请总理到会，不过开会及接见外宾的日程，都是早已预定的，得想法子抽工夫，时间不能限定。

汤化龙无奈，只能再找内务总长，其是由教育总长范源濂兼代，答应马上到院。说得斩钉截铁，却就是不见人影，隔了一个钟头，电话来了，说是受阻于公民团，无法进入众院大门，不胜抱歉。

于是第三个找司法总长张耀曾，他们是一系的同志，所以汤化龙不打官腔，只用情商。

“镕西，你总不忍坐视吧？你是司法总长，吴镜潭不能不听你的命令。无论如何，你要帮忙！”

“不等老兄说，我早已打了不知多少通电话给吴镜潭，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他总不能不管吧？”

“他说他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管非出人命不可。”

“此话怎讲？”

“他也有他的理由：公民团是一群暴民，与警察发生冲突，是还手还是不还手？不还手打死警察，还手打死暴民。他说：请议员老爷多包涵，忍一忍，到天黑肚子饿了，自然就散了。”

“公民团要到天黑才会饿，这里可是这会儿就闹饥荒了。”

“啊！”张耀曾吃惊地问，“饭都吃不成吗？”

“对了。”

“这太说不过去了！这太说不过去了！”张耀曾喃喃地说，“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

他倒是言而有信，立刻又找吴炳湘，到王府井大街的外国面包房，备办了大批面包、黄油、德国香肠，用箩筐装好，然后打电话找靳云鹏，再辗转找到在现场指挥的张世钧、冯大洲，开出一条通路，将几大箩筐的干粮送了进去，等议员到嘴，也就差不多天黑了。

天虽黑了，公民团却并无散去的迹象。相反，还有吃了晚饭无事，“溜达、溜达”来消食的人，集中到这里来看热闹，将一座众院，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国务总理段祺瑞决定出席国会接受质询，已经由国务院出发了。

于是摇铃入席，议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预备大大地轰他一炮。但也有人提出警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段祺瑞虽然不善于辞令，但沉着镇静有余。倘或抱着想让他难堪得下不得台，出一口腌臜气，恐怕会失望。

果然，段祺瑞在七点三十分到达时，神色如常，跟议长汤化龙握一握手，坐在为政府官员所备的席位上，静以观变。

一马当先的，是在民国元年曾任临时参议院议长的吴景濂。“请问总理，”他说，“北京自称公民团的暴民非法包围国会，政府如何处置？”

“只有疏导。”

“疏导无效呢？”

“采取监视的手段，防止出现任何暴行。”

“照总理这么说，国会议员就被困死在这里？”

“困则有之，死则未必。”段祺瑞说，“爱国无罪，公民团为了争取国家的利益，行动稍有出轨，情有可原，请议员先生谅解政府不能强力干预的苦衷。”说完，段祺瑞一鞠躬下台。

吴景濂与民友社、益友社的议员，为之气结。有个议员站起来大声质问：“政府有保护国会议员的责任。请问段总理，你尽到了责任没有？”

段祺瑞不即答复，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来细看。原来可能提到的问题，已由他的幕僚预先仔细想过，拟好答案，只要找到了照样回答就是。

终于找到了，段祺瑞就在原席位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说：“警察总监已经用电话命令驻国会的警卫，不准任何公民闯入议院，这就是对议员先生的保护。”

“这样保护，要保护到什么时候？”又有人问。

“保护到各位认为不必再保护了为止。”

“哼！”那人唯有冷笑。

段祺瑞恍如不闻，神态如常。他本不善于言辞，但这天的情形例外，是因为掌握了一个“冷”字诀。不管议员如何动肝火，他只以冷静处之。加以议员的心理状态，不难了解，会有些什么话要问，也早由幕僚研究透彻，因而应付裕如，丝毫不觉得为难。

议员们对他，实在是无可奈何，恨之入骨，只有倒阁才能出胸头这口恶气。想通了这一点，索性不跟他生闲气。有的小声闲谈，有的闭目养神，竟出现了奇怪的、安静的场面。

“议长先生，”他问，“质询是否终了？”

汤化龙板着脸回答：“总理先生，谢谢！”

于是段祺瑞在众院门口上了汽车，由人丛中分开来的一条路穿出去，回府学胡同私邸。只见倪嗣冲、靳云鹏、张国淦等人，都在那里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