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八年 敦敏

小诗代柬寄曹雪芹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尊。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乾隆二十九年 敦敏

挽曹雪芹（初稿两首，改定一首，俱见前。）

同年 敦敏

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试看以上各诗，“扬州旧梦久已觉”“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句，无一不是证明曹雪芹的“繁华梦”在南非北。敦诚“废馆颓楼忆旧家”句，与敦敏同年（乾隆二十六年）同题（《赠芹圃》）“秦淮风月忆繁华”句合着，当然也是指的金陵。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乾隆二十五年敦敏的那首七律。此诗全为写实，而且层次井然，由“雅识”一联，可知在此以前，敦敏还不如他弟弟敦诚那样与曹雪芹相知有素，经此一番“话旧”，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谓“话旧”当然是指“秦淮旧梦”（如所“话”为敦敏与曹雪芹之“旧”，则诗中应提到“虎门”————八旗宗学），“人犹在”三字，明指曹雪芹是亲历“秦淮旧梦”的人，下接“燕市悲歌酒易醺”七字，紧扣小序“呼酒”语，拉回实境，见得曹雪芹当时酒入愁肠的情态。此诗格律严谨，除开头“鸡群”两字对“隔院”的人有些不客气以外，通首到底只叙作者与曹雪芹两人之间，呼酒话旧，不及他人。周汝昌把“人犹在”三字，解为“红楼梦书中人犹在”，意在否认曹雪芹曾历“秦淮旧梦”，是没有效果的。

归纳敦敏、敦诚的诗，还可以得到一个反证，如果曹雪芹北返以后，曾有过像周汝昌所肯定的那样豪华的生活，何以他们的诗中只字不提？敦敏弟兄对曹雪芹的身世很清楚，而且相当同情他的遭遇，在交游上，特别是曹雪芹死前数年，时有往还，果真曹家在北京有个已成为“废馆颓楼”的“大观园”，岂能不去凭吊一番，形诸吟咏？这个消极的证据，在“秦淮旧梦人犹在”这一积极的证据反衬之下，特别显得有力量。

敦敏、敦诚论交的经过，有个叫吴恩裕的人，在《有关曹雪芹八种》这部书中，作过很好的考证。他考出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在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诗中，所谓“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乃指“八旗宗学”，典出《周礼》：“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果毅亲王允礼作《宗学记》更明白指出：“即周官立学于虎门之外，以教国子弟之义也。”敦敏、敦诚诗中，“虎门”二字迭见，而寻绎诗意，亦无一非指学塾，如“虎门绛帐遥回首”等等。

敦诚于乾隆九年初入宗学读书时，才十一岁，敦敏也在宗学读书，年十六岁。敦诚诗中所说的“当时”，吴恩裕认为：

不应当指敦诚初入宗学时的乾隆九年。因为十一岁的敦诚是无论如何不能欣赏三十岁的曹雪芹那种“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风度的。而是应该指乾隆十四五年左右，敦诚年已十五六岁，他的哥哥年二十至二十一岁，曹雪芹则三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时，不但二十多岁的敦敏，就是十五六岁的敦诚，也能够欣赏曹雪芹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了。

这段话说得很中肯。但我可进一步补充：非三十四五岁的曹雪芹，也不可能有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因为个性的成型和发展，需要有时间的过程。曹雪芹绝不是矫揉造作的人，他的时代也不是王猛的时代。魏晋之际，乱头养望，扪虱高谈，是一种“术”，而康雍乾三朝，全盛时期的旗人，正在讲究饮馔服饰，那么，以纨绔出身的曹雪芹，变成如此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得要多少年呢？如照周汝昌之说，乾隆十三四年时，曹雪芹才二十五六岁，是不是已能形成此种性格，姑且不谈；但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如出之以疏狂傲岸的吊儿郎当的姿态，颇难令人容忍，则是一定的。敦诚诗中“容君傲”的“容”字，正以其年龄大得太多，才能被“容”。

曹雪芹在八旗宗学干什么呢？他不是宗室，而且早过入学的年龄，所以绝不是敦诚、敦敏的同窗，吴恩裕说有“两个可能”：“不是做小职员，就是做助教。”我认为小职员的成分居多，因为敦诚、敦敏题赠曹雪芹的诗，都是出于怜才之一念，视之为友的口吻。以“虎门当时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两句看，可知曹雪芹住在宗学里面；那么，《红楼梦》必有一部分写成于“虎门”，敦诚、敦敏是不是他的最早的读者？他们有没有提供过任何意见？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七、何时开始写《红楼梦》

关于曹雪芹的年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创作过程去研究。

周汝昌综合甲戌、庚辰两脂本的朱批，考定《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已经过五次批阅，每次评阅相去约两三年之久，“抄阅再评”在甲戌（乾隆十九年），那么首评上推两年，在乾隆十七年“前四十回当已撰成”，这推论是合理的。

按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七律一首，最后两句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假定“首评”时即有此诗，则开手初写时，当乾隆七年；即以甲戌而论，最晚亦在乾隆九年，照周汝昌“四十”之说，乾隆九年，曹雪芹才二十一岁，这就有两点疑问，不能不加以研究。

第一，其时曹家当已败落，“二十一岁”的曹雪芹，谋生之不遑，哪里会想到去写小说？按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来说，不外乎两类：环境优裕，或至少不愁生计，耽于吟咏，刻意求工，在少年时期，即有相当成就，此类可以纳兰容若为代表。此其一。赋性不合时宜，到处碰壁，中年穷愁潦倒之际，或未能忘情于名利，或者胸中有股突兀不平之气，借稗官说部以为发泄，此类可以吴敬梓为代表。此其二。以“二十一岁”时的曹雪芹来说，两类皆不合。

第二，写小说，特别是写实主义的小说，生活经验是先决条件。以《红楼梦》的接触面之广、人物之多、刻画人情世态之深刻，无论如何不是曹雪芹在“二十一岁”时所能办得到。

或谓：曹雪芹是天才，不可一概而论。不错，我绝对承认曹雪芹是天才，但是生活经验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二十一岁的天才，可能推翻“相对论”，可能胜过贝多芬，但不可能写出一部世态百相、形容入妙的大小说。

或谓：曹雪芹写了十年，大可以一面吸收，一面发挥。这话似是而非，因为曹雪芹不是在写“聊斋型”的笔记小说，写一条算一条。这样一部预定要写百回以上的大小说，如果不是就完整主题、全盘结构、人物造型、场景安排等等，大致了然于胸时，岂可贸然下笔？

说到最后，顶顶明显的还是创作冲动的问题，若非阅尽繁华，饱历辛酸，追忆往事，痛悔莫及，千万遍思量，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就不可能维持十年之久。

因此，如说曹雪芹在二十一岁就开始写《红楼梦》，照我所了解的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所必需的条件而论，我绝对不信。以我的推论，曹雪芹在乾隆九年时，正当三十岁，就是此时开始写《红楼梦》，也已非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当的天才的人不办了。

八、无稽的新帝宠信说

周汝昌的错误在太执着，执着于“四十年华”那句诗；太主观，主观认定乾隆改元后，曹家出现“中兴”的局面，才有“全书中最热闹最高兴的一年”。我在写《我看红楼》一文时，对此说将信将疑，深入研究，才知大谬不然，除前面的论证以外，还有两点，须得一辩。

第一，他说曹家“当中有允禩、允禟关系一段，始抄家败事”。所举证据是雍正六年七月（按：此时已是抄家以后）隋赫德一折：在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查出镀金狮子一对，系康熙五十五年塞思黑（满语“猪”，雍正为允禟所改的名字）到江宁铸就，因铸得不好，交曹寄顿庙中。按康熙诸子争位事，为清朝一大疑案，曹家既迟至五年年底抄家，又“蒙恩谕少留房屋”；而此折一上，后情又不可考，只知曹依然健在，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曹家是此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呢？最妙的是周汝昌引隋折以后又说：“此事后情详细则不可考，疑有拯曹氏未致一败涂地者。”此更令人费解了。

第二，雍正十三年秋，乾隆即位，追封曹振彦为资政大夫，曹起官内务府员外郎，周汝昌据以为获“新帝之宠”的证据（当然，照周的看法，主要的是“元妃”的关系）。其实诰命追封，事极平常，曹起官，亦不过起复旧员通案中的一个，如何可说是“获新帝之宠”？如真获宠信，该再回江宁当织造才是。乾隆是一个最爱用私情的人，而且宠信甚专，福康安弟兄（乾隆内侄）一门煊赫；和珅用事数十年；刘石庵父子宰相；纪晓岚充了军又召回。如果曹是椒房贵戚，绝不至于只当一个小小的员外郎。至于说“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则以前提（所谓“中兴”）既遭否定，假设（所谓“巨变”）自难成立，无须枉费求证的功夫了。

总结我以上一、二两段的论证，有利于周汝昌“四十”之说的，充其量只有“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句诗；其余从他的家世、遭祸情况、个人经历、与敦诚敦敏弟兄的交游，以及创作过程等等来说，无一不是显示曹雪芹死时，得年在四十五岁以上。

但是，说四十五岁以上，到底还只是一个说得通的假定，究竟有多少岁呢？

因此，我还得进行最重要的第三段的证明。当我研究已有结论，动笔写本文以前，为了想尽可能多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曾托人抄了吴恩裕谈“虎门”的一节文章，已见前述。在他的考据中，叙敦诚于乾隆九年入宗学之后，有一段括号以内的文字：“（关于曹雪芹的年龄，是按曹颙的遗腹子计算的，若以雍正二年的说法计算，则是年应为二十一岁。关于此点，还可以讨论。）”我不知吴恩裕何所据而云然？也不知另外还有什么讨论的文字？但我有确确实实的证据和理由可断定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就必定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而二，二而一，乃是在一个答案中解决了两个问题。

九、马氏怀孕上达天听

为行文方便起见，容我先将曹寅死后的情况，作一简述。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曹寅至扬州书局，料理《佩文韵府》的刻工。七月初感受风寒，转而成疟，托他的妻舅苏州织造李煦乞求“主子圣药”，康熙即颁“金鸡拏”，驿马星夜赶递，“限九日到扬州”，朱批李折“你奏得好”，并详示金鸡拏的服法，最后嘱咐：“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万嘱万嘱万嘱！”

药到扬州，曹寅已经去世。李煦上一折，说曹寅亏欠公款，无赀可赔，身虽死而目未瞑，现以视盐任满，乞求代管一年，以完其欠。按自康熙四十三年起，曹寅与李煦奉特旨：十年轮视淮盐（即一年一轮担任“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是有名的“阔差使”），下一年该曹寅轮值，所以李煦有“代管”之请。康熙批云：“曹寅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唯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康熙五十二年初，曹寅的独子曹颙奉“特命”继承父职，管理江宁织造，时年十九岁左右。八月，复差李煦巡盐。“代管”的一年，余银五十八万余两，除清完亏欠外，尚多三万六千余两。十二月，曹颙将此余银“恭送主子，添备养马之需，或备赏人之用”，康熙朱批：“当日曹寅在日，唯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到康熙五十三年，十年轮管盐务任满，李煦贪心不足，以亏欠甚巨为理由，复请继任。这一次康熙没有答应他，点了“实能效力盐务”的两淮盐运使李陈常为巡盐御史，并嘱李陈常为李煦偿补亏欠。其时曹颙在织造任内，又有了新的亏空。同年冬，曹颙、李煦、曹一同进京，曹颙病故。

曹寅的妻子李氏，在三年以内，夫死子亡，而且还亏欠着公款，真已濒临了家破人亡的命运，但想不到绝处逢生，康熙替她处分了家务，特命曹出继为曹寅之子，并承袭江宁织造之职，同时又命李陈常代为清补曹颙任内的亏欠。李氏得到消息以后，感激得亲自“赴京恭谢天恩”，这是逾越体制的行为，所以“行至滁州地方”，为李煦“飞骑”拦了回去。

曹即是《红楼梦》中的贾政，那应该没有问题。他大概是曹宣的幼子，排行第四，曹寅有“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的诗句，长次不知名，“三侄”名颀，善画，四侄可能就是曹。

曹宣官侍卫，家居京师，但曹从小就住在他伯父伯母那里，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折“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可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康熙即因曹与李氏情如母子，才让他承嗣袭职，以期他能孝顺老母，敬重寡嫂（曹颙之妻马氏）；否则，照中国宗法上的习惯，不应以二房的幼男为长房的继嗣。

但是，在这时还不能断定，说曹寅就没有他自己的亲骨血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曹接江宁织造任，次日上谢恩折，中间有一段说：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这几句话太值得注意了。因为依照中国的伦理观念，这个怀在马氏肚子里的孩子，乃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儿或孙女，其为李氏所重视，不言可知，那么后情如何，该有个着落；同时康熙对曹家的家务既然关怀备至，而且马氏怀孕之事，已经“上达天听”，是则无论生男生女，或者夭殇，曹亦必定有折奏报，而竟无有，岂不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