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我的证据，我坚持我的意见：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1724，甲辰）的初夏，……而他的小说，不独人物情节是“追踪蹑迹”，连年月日也竟都是真真确确的。

从这段话看，其踌躇满志的神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考证《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年龄，最重要的是他十三岁的那一年。这一年中的大事是“元妃省亲”，如果元妃有其人，则大观园的地点有着落，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在何处有着落，从而年龄问题也有着落，所以“元妃省亲”四字，尤为关键所在，首先有加以一考的必要。

然而，我踌躇久之，竟不知从何考起？因为曹雪芹对虚构的“元妃”，还说得“像煞有介事”；而周汝昌一口咬定必有其人的“元妃”，竟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引《清会典》所载皇贵妃仪仗，与《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归省所叙卤簿相比，下断语说：

所叙竟全合。……皆非虚揣妄测可比。可见雪芹必曾身经目见。

又说：

雪芹写元春归省，礼仪卤簿，偌大场面，井然不紊，若未身经，单凭虚构，未必写得如此生动得当。《红楼梦》书中的官阶，都有夸大，则“皇贵妃”一名，应亦减等视之。

又说：

元春未必即是妃，可能是嫔以下的等级，因此史册上不载。

那么贾元春到底是次于后的“皇贵妃”，还是下皇贵妃三等的“嫔以下的等级”？是嫔，则曹雪芹不当看到“皇贵妃”的卤簿，是“皇贵妃”则何以又说“可能是嫔以下的等级”？

其次是所谓“东宫”，《年表》中叙说：

一日，贾政生辰，忽有元妃晋封讯。按赖大云：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是指乾隆尚为太子时事明甚。

按：清朝自康熙以后，即废立储之制，皇子成年后，在宫外分府另居，即位后移居宫内，此亲王府通称“潜邸”，自是取龙潜于渊之义，何来“东宫”与“太子”之说？同时，亲王郡王的妻妾称“福晋”“侧福晋”，更无所谓“晋封”之事。凡此都是曹雪芹故留破绽自明其假托的笔法，而周汝昌竟信以为真，岂不可怪？

最荒唐的还是他强作解人，引乾隆即位后，准亲王贝勒于岁时令节各迎太妃于邸第的上谕，谓：

乾隆于雍正十三年秋即位，十二月已有此旨，则前此起意与转年建元，准嫔妃才人回家，正合符契。

此附会其词的论据，就算能够成立，但起造“省亲别墅”，照他的算法在雍正十二年，那么，难道“宝亲王”（乾隆为皇子时的封号）预知明年将登大位，便可有权“准妃嫔才人回家”，所以早早告知贾政起造“省亲别墅”，以便“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

总之，周汝昌所举元妃省亲必有其事的证据和理由，支离破碎，合在一起来看，简直不成话说。至就曹家的实际情况而论，我们亦找不出任何迹象，说他家有个女儿，曾被选入宫，即令真有其人，也决非贵妃，然则省亲之事，岂非子虚乌有？

周汝昌所制的《年表》，毛病还多，绝难取信于人，如林语堂先生就是。不过攻一说易，立一说难，而且后说能立，则前说不攻自破，因此，我应该进行第二段的证明，证明曹雪芹的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幼年所经历的“极繁华绮丽的生活”是在金陵，而非北京。

五、雍正五年以后

第一个理由：每一个了解曹雪芹的身世的人，都应该想到，曹抄家以后，回到北京，由他的后任隋赫德，“酌量拨给”在京的房屋以供居住，就不可能再有《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的气派。

家道中落，其一。天潢贵冑、冠盖如云的天子脚下，有什么人把一个抄了家的六品小主事放在眼里，“秦可卿”如果死在北京，何至于会有“东、南、西、北”四王来祭？其二。即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然还有相当的财势，可是雍正的作风，曹家已经亲自领教了，试问以戴罪之身，还敢摆那样钟鸣鼎食的排场吗？其三。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小节，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反证：清朝开国鉴于前明之失，对太监加意防闲，严禁干政，雍正、乾隆两帝，尤其峻厉，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漏记名人员名单，审问属实，高云从处斩。案中牵涉到大学士于敏中，当时虽仅交部议处，但传说他病喘未死之时，乾隆赏他一件棺殓用的陀罗经被，暗示他自杀，后来又比之为严嵩，即因他交结太监之故。又如乾隆巡幸滦河，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特擢七级，即是有意制抑太监使其不敢为恶。照此看来，《红楼梦》十三回，写“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公然卖官一节，如在雍、乾之际，就不大可能。不过，康熙时情况比较不同，曹寅密折中，常有“太监梁九功传旨”的字样。又康熙五十九年曹折朱批：“今不知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以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明）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曹雪芹写夏太监需索，当本此而来，但必定是在曹织造任内，抄家以后就没有什么秋风可打了。

其次，是地点问题。周汝昌对此有专章讨论，根据曹折子“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认为“住房二所，很像‘宁、荣二府’”，从而涉及曹子猷的芷园，说是“影影绰绰的大观园”。按雍正六年曹抄家后，隋赫德一折云：

……再曹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天恩浩荡，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

既云“少留”，又云“不久回京”，则所谓“酌量拨给”，即是曹家原有的“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的一部分，彰彰明甚。鲜鱼口空房自不必谈，如是另外两所住房，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书中所写的宁荣两府那样的规模，大观园更不用提了。当时的北京，除了王府赐第以外，做官发了财的，多在原籍置产，绝不会在北京大治园林，因为享用不长（调任外官或退休回籍），而且帝辇之下，耳目众多，大起楼台岂不是自己挂贪污的幌子？

同时，房屋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必成正比，那样大的房子，得多少人来管理？曹寅康熙四十八年谋移婿居，在折中有“拟于东华门外，置房移居臣婿，并置田庄奴仆，为永远之计”的话，可见他在京本无多少奴仆。又，曹抄家以后，在金陵的“人口”已赏给隋赫德，在京的“人口”则是“酌量拨给”，而现在写宁荣两府“家生子”与“非家生子”，三代俱在，毫无星散之象，怎可能会是雍正六年以后的情况呢？

六、敦敏、敦诚与曹雪芹

再就“同时人的证见”来看，首先得注意敦诚、敦敏他们的诗，胡先生在他的考证中，引过六首，我所知道的，共有十一首（挽诗算两首），依年份排比如下（见于《胡适文选》及本文已引者，只录题不录全文）：

乾隆二十二年 敦诚

寄怀曹雪芹（内有“扬州旧梦久已觉”句。）

乾隆二十五年 敦敏

雪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

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

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同年 敦敏

题芹圃画石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

乾隆二十六年 敦诚

赠曹芹圃（内有“废馆颓楼忆旧家”句。）

同年 敦敏

赠芹圃(内有“秦淮风月忆繁华”句。)

同年 敦敏

访曹雪芹不值

乾隆二十七年 敦诚

佩刀质酒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