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假事真情

一、先提结论

《红楼梦》人物的年龄，特别是宝玉，前后错乱，忽大忽小，是这部流传了两百年的文学名著的一大缺点，而在研究《红楼梦》的人看，这一大缺点乃是最感困扰同时也最感兴味的问题。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一文发表以后，“《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说法，铁案如山，再不可移。因此，要解决宝玉的年龄问题，必先从确定曹雪芹的年龄，也就是他的生卒年份入手，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

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除夕，生在何年，则难断定，但大致不外乎以下三说：

◆胡适之先生假定他四十五岁，应生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周汝昌确定他生在雍正二年（1724）初夏，实际年龄三十九岁半。

◆林语堂先生支持大某山民的推算，认为宝玉当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实际年龄四十六岁。

以上三说有一个共同的根据，即是敦诚挽曹雪芹的那句诗：“四十年华付杳冥”。不过胡先生是往“大”处看，林先生亦是如此，而周汝昌则看死了“四十”两字，在年龄上遂有五六岁之差。

这五六岁之差，何以会引起大问题呢？我认为影响及于宝玉的年龄的混乱，犹在其次；最主要的，还在这最初的五六年之中，曹家有一大变故：雍正五年抄家，曹家翌年返居京师。如照周汝昌之说，则抄家之时，曹雪芹不过三四岁，对于曹家在金陵如何富贵，并无所知；照胡、林两先生的假定，曹雪芹那时十岁左右，早熟的孩子，已很懂事，才谈得到“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这一点，在史学上关乎本事的考证；在文学上，属于生活的体验，关系太重要了。

我一直倾向于胡先生的看法，不过我在正式研究此一问题之前，并无成见，一切要看证据说话。现在我先把我的研究结果写在下面：

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中旬，实际年龄四十七岁半。他是曹颙的遗腹子，行二，但却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子。

要让读者接受我的研究结果，得由浅入深分三段来证明：

◆证明周汝昌“四十”之说，何以不可信？

◆证明曹雪芹在抄家之前，已“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

◆证明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

二、曹氏世系

先从周汝昌的考据谈起。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据他自己说：“大部还是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作学生时课余所草。”以后此书大概被用来作为“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之一，所以加上些“妄人”之类不负责任的骂人的话，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言不由衷的悲哀。

此书在“红学”的范畴中，够得上称为一部巨著。在考据方面，大致如林语堂先生所评：“整理之勤，用心之细，自有他的地位。周书确有很多宝贵材料，有新收获。”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考出曹子猷是曹寅的孪生弟弟（也可能晚一年生，总之年龄极近，极为友爱），同时推论他单名一个“宣”字，而曹宜则是曹寅另一幼弟。此一发现，极为重要，使得曹雪芹的身世更为明白。不过就在这条考据中，也还有商榷的余地，现在综合他的考据和我的意见，将曹玺一支的世系，列简表如下：

但是，非常遗憾的，周汝昌对于材料的整理，虽用的是科学方法，而对于材料的运用却主观得厉害。换句话说，经过客观整理的材料，只在能支持其主观的认定时，方被选用，否则就抹杀不论。

他的“主观的认定”是什么？第一，对人有成见，如力攻高鹗；第二，太执着，把《红楼梦》看成一字不可易的曹氏家乘，甚至据红楼人物以订曹氏世系，此是反客为主、本末倒置的做法，既欠妥当，亦无必要。

即因如此，细细看去，就可发现许多矛盾。我的第一段证明，主要的方法，即在找出他的矛盾来否定他的自信过甚的“四十”之说。

三、“四十年华”与“四十萧然”

周汝昌的“四十”之说，有三个消极的理由、一个积极的理由。

先说消极的理由：第一，假如雪芹真个活了四十五岁，敦诚为什么不写成“四五年华付杳冥”，而非作四十不可呢？事实上，不但是“四五”，除去“四三”平仄不调外，从“四一”到“四九”，敦诚都可以写，而他单单要写四十，足见不是无故。这是不能推诿为“举成数而言之”的。

此说主要的用意，用攻胡先生“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的说法。其词甚辩，似难驳倒。但试问：敦诚是不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四十便说四十，四五便说四五？不是。只看他《寄怀曹雪芹》诗自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就可证明，敦诚不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但是，我又认为敦诚不可能不知道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因为当乾隆十三四年时，他在八旗宗学所见到的曹雪芹是：“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种不修边幅、佯狂自喜的名士派，所予人的印象，起码是在三十岁以上（请参阅后文谈“虎门”一节），那么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做挽诗时，相隔十五年，很容易算出曹雪芹年在四十以上，而所以仍写“四十”，我以为可能是故意犯此“错误”，用意在强调曹雪芹的境遇之可悲。

关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大家都知道“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首，实际上初稿是两首，见敦诚所著《鹪鹩庵杂诗》，我托人转抄了来，并录如下：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原注：前数月伊子殇，雪芹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见《鹪鹩庵杂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见《四松堂集》）

由上引可以看出，初稿虽有两首，但不及后一首具体而沉痛，而敦诚由两首删定为一首，显然亦因原作还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悲悼之故。最可注意的是原作为“四十萧然太瘦生”，是说四十岁还穷愁潦倒，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四十岁是事业大定之年，如果四十岁还不得志，那几乎就此生无望了，所以“四十萧然”之句，不必看死了就是当年的情况。至于改作既然要强调其境遇之惨，那么四十“举成数而言”，亦就不必改动了。

周汝昌把这条证据看得很重要，我却认为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找得出更好的理由和证据，此诗“四十”一句，可以存而不论。

第二，假如雪芹真的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则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职籍家北返时，他已十一岁，不用说聪慧早熟的雪芹，一个笨孩子也该把南京和沿路情形记个清清楚楚。但雪芹书中于此两者，连正面一笔都没有，足证他并不记得。又如第五回宝玉向警幻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脂砚的批说：“‘常听’二字，神理极妙！”可见雪芹对于南京，影响皆无，南京是个什么样子，他只能从旁人嘴中“听说”的。

三条消极的理由，此条力量最薄弱。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写出来又是一回事，何得混为一谈？如照周汝昌的逻辑，凡曹雪芹所写的，都是他所亲历的，那么曹雪芹北返以后，从未到过苏州，何以又“正面”写“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云云这一段文字？又，“常听人说”如何如何，是极普通的话，何得谓之“神理极妙”，照我看，脂砚特拈“常听”两字，正是提醒读者，此中大有文章。真真假假，分析曹雪芹的创作心理，真有“不得不言，而又不得明言；不可不假，而又不可全假”的苦衷（以后我将作一专题讨论）。独怪周汝昌如此相信《红楼梦》是句句真言，偏偏不相信开头“故将真事隐去”这一句，是何道理？

他的第三个消极理由，说起来比较复杂，也最有意思，那即是由父亲的年龄来推断儿子的年龄。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时，他的独子曹颙才十八岁，继任织造，到五十四年病死京城，曹奉旨入嗣为曹寅之子，其时最大也不过二十岁。他这两点考据，并无疑问，下面是他的推论：

……曹……至康熙五十七年才当二十三岁，假定始生雪芹，一岁，到雪芹十三岁时，曹该年才三十五岁，然而《红楼梦》叙宝玉至十三岁时，“贾政……忽又想起贾珠来……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第二十三回），已然不是四十岁上人的光景……再次，宝玉之上，有元春，有贾珠，贾珠娶妻生子，贾兰才小宝玉两三岁，则雪芹断非头二胎，第十八回亦言“贾妃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合起来看，谓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绝难相合。即令生于雍正二年，到十三岁曹亦不过四十一岁，仍旧只嫌其早，而不嫌其晚。（按：此言贾政四十一岁不大像“胡须将已苍白”的样子也。）

读者请注意，周汝昌是绝对相信曹雪芹笔下所记，一无虚假，元春、贾珠亦确有其人，那么请问，曹是哪一年生曹雪芹的长兄（贾珠）的呢？

照周汝昌在《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所记：当雍正八年时，雪芹七岁，曹三十三岁，侄（贾兰）五岁。假定其长兄（贾珠）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则该年如在世应为二十一岁，虚岁上推二十年，康熙四十九年生，一岁。而其时曹只十五岁，就算曹家有早婚的传统，而且结婚第二年即生子，曹也非得十四岁结婚不可，这已然大不近情理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大儿子小爸爸”，年纪将“犯冲突”，而况该年（康熙四十八年），曹颙刚刚上京当差，还未结婚，曹年岁不足而又婚在兄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

我举出他的这个矛盾，不足以直接证明曹雪芹非生于雍正二年，但可间接证明周汝昌的论断不够科学，他从贾政的“胡须”，去找年龄的答案，不能令人心服。

四、子虚乌有的“元妃”

周汝昌的所谓一个“积极的理由”，即上文所提到的《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他说：

我的办法是把《红楼梦》全部读过，凡遇年日季节的话，和人物岁数的话，都摘录下来，编为年表，然后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数和小说配合起来，看一下符合到什么地步。

我配合的结果，两者符合的程度竟是惊人的，而且还有出乎意料的证据。符合的是：从雪芹出生配合宝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岁，书中宝玉也正好十三岁。书中这一年，就是从第十八回起叙至第五十三回止的一年————最详细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也刚刚就正是真史上最重要，关系曹家最巨的乾隆改元……

在《年表》之后，他说：

……这样一部大书，百十万言，人物事情，繁杂万状，而所写岁时节序，年龄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实在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奇！偶尔也有两三处欠合的，皆非重要，从整个著作看，实在提不到话下。……

这样真年数与小说年表的配合结果如此恰当，实出我初意料想之外。假如依胡适的四十五岁的说法，配上去，倒无不可，只是最重要的“第十三年”便要落到雍正八、九年上，那时曹家北归不久，倒霉得正不可开交，怎么写成全书中最高兴的一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