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做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订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竭，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丘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在德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员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25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7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地说：“很自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封电报。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文提出他将以代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末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做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5万兵力、207万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定在11月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中苏订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正式通报了雅尔塔会议的协定。
美国决定牺牲中国、支持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消息显然震动了蒋介石，但他保持了平静。他建议，中苏签订任何协议都应有美国和英国参加，大连港的海军基地应由四国联合处置，而且英美应该参加中苏移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讨论。
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复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塔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
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杜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1) 见蔡桑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征服》（伦敦1966年版）第17～18页。在这（转下页）个英译本中译者作了脚注：“这一材料来自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作者不能透露他的身份。”蔡桑所写的这段事发生时，他本人并不在中国，但他在巴黎是国防部的副参谋长，他的材料来源于他手头上的法国情报。从总的情况看，可以证实这些话的确是蒋介石的观点。
(2) 战争期间，在诸如重庆、成都、昆明和桂林这样的大城市里，中国公司进口外国奢侈品的生意十分兴隆，大发战争横财的人把大把的钱花在瑞士手表、英国衣料和法国化妆品上。人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途经汤军队驻守的地区辗转运来的。汤恩伯还在河南种烟草，卖给内地的香烟制造商。跑生意的人常常到上海和广东南端的广州湾购货，然后拿到重庆等地出售，以牟取暴力。
(3) 高斯大使及其手下著名工作人员的信件后来收进了那一大本著名的“白皮书”，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9年由国务院发表）中。1945年时，其中的许多信件，连同大量保密的文件落到了纽约的亲共的月刊《美亚杂志》手里。后来的《美亚杂志》案也是轰动一时的案子。它的编辑菲利普·雅各布·贾菲还编辑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英译本，他当时在美国共产党办的学校里任教，即纽约的杰佛逊政治科学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