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经济日报》头版刊出长篇报道《从红星厂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出路》，详细记述了红星厂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焕发活力，又如何遭遇行政干预。

第三天，文章署名“本报记者程雪“，正是程主任的女儿。

一石激起千层浪。

报道引发连锁反应，多家中央媒体要求采访红星厂。

更令人意外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打来电话，表示将派专家组实地调研。

柳青抓住这个机会，精心准备了汇报材料。

他不仅展示了红星厂的技术成果，更系统阐述了“技术自主+市场化改革”的国企转型思路。

“国企改革不能只改皮毛。”柳青对着调研组的专家们侃侃而谈，“必须建立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专家组组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边听边记，不时点头。

当柳青展示红星厂职工持股计划时，他眼前一亮：“这个思路很有价值！把职工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绑定，解决了国企普遍存在的短期行为问题。”

调研结束前，吴老拉着柳青的手说：“你的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我会把红星厂的经验写进给中央的报告。”

就在形势看似好转时，一封加急电报送到柳青手中——全国农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突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制定联合收割机安全新标准。

而提案方正是克劳斯公司，内容明显针对红星厂的技术路线。

“这是釜底抽薪啊！”刘大山看着电报，急得直搓手，“要是新标准通过，我们的产品就直接变不合格了！”

柳青却笑了：“来得正好。正愁没机会当面揭穿他们呢。”

标准审定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

柳青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一进门就感受到异样的气氛——会场前排坐满了外国面孔，而国内企业代表被安排在角落。

主持会议的是标委会秘书长邵伟，一个油光满面的中年男子。

他简单开场后，立刻请克劳斯公司的技术代表发言。

德国工程师马克走到投影前，用蹩脚的中文说：“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市场上某些小型联合收割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他故意看了眼柳青，“特别是采用非传统液压系统的设计……”

柳青安静地听着对方的“技术分析”，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些论点他太熟悉了——前世正是类似的标准壁垒，让许多农机企业被迫放弃自主创新，沦为外资代工厂。

“基于上述风险，我们建议新标准增加以下条款……”马克切换到一张密密麻麻的技术要求表格，其中几项明显针对红星厂的设计。

邵伟立刻接话：“克劳斯公司的建议很有建设性。下面我们举手表决……”

“等一下。”柳青突然举手，声音不大却让全场安静，“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企业代表，我是否有权提出技术质询？”

邵伟皱了皱眉：“按规定，可以。但请简短。”

柳青不慌不忙地走到投影前，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连上系统：“首先，感谢克劳斯公司对我们产品的"关心"。”

他调出一组数据，“不过，我想请教马克先生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