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和儿子一同回到了杉洋岳父的家中。岳父一见到外甥，脸上便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然而，在第四天的晚餐时，岳父突然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无奈：“喜玉的母亲去世了，家里陷入了困境。你并非入赘的女婿，我也无法为喜玉和外甥提供足够的照顾。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将她们母子接到你的养父家中去吧。”

岳父的担忧不无道理。我回答道：“爹，我最初的打算是让她们回来陪伴您，帮助您打理家务。孩子的到来确实会给您带来一些麻烦，我深感抱歉。明天，我会将她们接到我的养父家，毕竟我们都在杉洋，往来也方便。明天天气晴朗，正是搬家的好时机。”

第二天，阳光明媚，岳父吃过早饭后，我们一同将新购置的结婚大床拆卸、捆绑，然后挑送到后山门我的养父家中。

孩子对这个新环境似乎毫无察觉，他的天真无邪让人心生怜爱。我始终牵挂着妻子和儿子在老家的生活，于是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近期精神状态不佳，希望能请假在老家休养一段时间。领导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理解我的困难，同意让我安心休养。这让我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心中充满了感激。

在家中，我亲眼目睹了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他越来越可爱。当孩子三个月大时，我坐在板凳上扶着他，让他的脚踩在我的大腿上，他就会不停地跳跃。我给他取名为余斌，寓意他将来能文武双全。然而，在孩子百天时，他突然高烧不退，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恐慌。我们急忙请村里的中医开药，但两天的中药治疗并未见效，病情反而愈发严重。

我们赶紧前往杉洋的“八角楼”，请来了从北京回乡的教授级专家林建城医生。林医生赶到我家，查看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们孩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无法挽回。他解释说孩子患上了急性肺炎，需要用西药治疗，效果快。而我们却因为使用中药，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这个消息对我们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们悲痛欲绝，抱头痛哭，家中的亲人和娘家人都被我们的悲痛所感染，不敢上前劝慰。妻子紧紧抱着儿子的遗体，哭干了眼泪，在床上打滚、乱撞乱踢，甚至把脚指头都踢裂，鲜血直流。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我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抱着妻子，一起痛哭。哭过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作为男人，应该要比妻子更坚强，否则这个家就没有未来。于是，我努力抑制住悲痛，试图安慰她。

终于，婶婶来劝我们。她曾经也经历过同样的悲痛，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夭折。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慰我们：“这种悲痛是撕心裂肺的，我也曾经经历过。但你们还年轻，喜玉才二十出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孩子。你们现在要面对现实，想开一些，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听我一句劝，有身体就不怕没有孩子，没有身体就什么都没有了。”婶婶的话语重心长，我们渐渐恢复了理智。

我二哥从喜玉手中接过余斌的遗体，到山上找了个地方安葬。可怜的余斌，来到这个世界才百日，让我们夫妻空欢喜一场，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丧子之痛。这情何以堪，夫复何言。人世间的残酷与悲凉，就像一阵狂风，让人无处躲闪。我写下这段黑色的回忆，泪水自溢，鼻涕自流，眼睛红肿，哭不出声。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无法再回忆这段人生的悲剧。

我憎恨1971年，那是我一生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年。在故乡，我的童年没有童趣，没有快乐的回忆，留在心中的，都是苦难的记忆。我靠自己的努力打拼，离开了那片苦难的土地，成家立业。然而，当我高高兴兴地把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带回故乡时，却遭遇了天地间最不公平的磨难。我感到故乡的天无理、地不平，故乡的天地不容我家。我只能选择离开故乡，多待一天，精神就多受一天的折磨。经历了这样一场悲剧的折磨，我擦干眼泪，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再次回到了福州桂山乘警队宿舍。

当时，我满怀悲愤，憋出了几句话：“三人回来两人归，苦水流腹心都碎。肩挑行李双腿软，而今迈步从头越。夫妻悲剧家乡起，深受耻辱无道理。怨天怨地怨自己，只好呵护落难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