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发于一月五日，所以称为“歌电”。梁士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电辩称，并未直接与小幡谈外交，亦未说借款限于日本。这是“虞电”。七虞、八庚，吴佩孚紧接着而来的“庚电”，攻击得更激烈，说“梁氏做贼心虚”，喊出“锄奸救国”的口号，等于公然要反叛了。

于是国务院用多种方式，声明并未许日使以借款。但事实虽明，流言不息。吴佩孚三发“青电”，四发“真电”，五发“删电”，词越穷而气益厉，到了一月十九，联络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大总统将梁士诒免职，同时调动湖北、洛阳、郑州的辖军，悄悄北上，预备以武力倒阁。

徐世昌见此光景，觉得惹不起直系，便将吴佩孚领衔，请免梁士诒职的电报，亲笔批了“交院”二字。这意思很明显了：“你自己瞧着办吧！我可没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诒这一气非同小可，带着原电去见徐世昌，要问个明白。

他说：“士诒不敏，累大总统操心。不过，今天的局面，个人进退无关紧要。如果大总统守住原则，只讲是非，不论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国脉尚不至于斫丧而尽，那时候我就挂冠，也很值得。士诒所以徘徊者，就是为此。”

徐世昌以为梁士诒不过恋栈，不道他是打着牺牲个人，换取整饬纪纲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吴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头，梁士诒可换，作为让步，但国体必须维护。那一来，大总统的威信既能维持，内外局势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么波谲云诡的风浪都经过，独独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并，默然无语。

见此光景，梁士诒自不需再多说什么，起身长揖：“士诒这就辞行了。”说完退出，一直回家，从此不到国务院了。

当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总得派人来慰问挽留一番。梁士诒辞意甚坚，但一辞则内阁立即改组，财、交两部措手不及，好些事无法料理清楚，移交会出大问题。同时，梁士诒组阁是张作霖所支持，而且阁员中陆军鲍贵卿、农商齐耀珊为奉公所推荐。如今求退，自然亦须先听张作霖的意见。因此，梁士诒改为请假，徐世昌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内阁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这时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关外，张作霖却相当持重，在梁士诒请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后，才发了个通电，话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并进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徐，尽法惩治”。最后赞扬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两句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要这样才“不致会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这巧宦便是暗指张志潭，亦是隐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诒，亦不能由张志潭为直系设计，推出人来组阁。倘或如此，“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显然的了。

电报是打给徐世昌的。徐世昌并无公开的答复，只在张景惠回沈阳时，赋予调停的使命。曹锟及他左右的所谓“保派”，亦多不愿跟张作霖决裂，因而派王承斌出关去疏通，甚至吴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释误会。一时干戈终将化为玉帛的展望，颇可乐观，甚至内阁改组，亦已确定，所须磋商的，只是去梁留叶，还是梁士诒、叶恭绰并去？

话虽如此，局势却似黄梅天密云不雨，沉闷不堪。原因是奉直双方，内部都有矛盾。张作霖在关外自然有绝对的影响力，无奈左右内外，能影响他的人太多。在内，“老哥儿”们主张持重，后一辈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后一辈又分成杨宇霆的士官派，与郭松龄的讲武堂派，前者为“老帅”智囊，后者为“青宫师保”，明争暗斗，各不相下。在外，张作霖极讨厌吴佩孚，而“我哥”曹锟是儿女亲家。此外，徐世昌的话不能不听，梁士诒的交情不能不顾，而与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约亦不能不重视。为此，和战进退之间，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内阁问题无法解决。

直系则“洛”“保”两派的距离越来越大。保派并无吴佩孚的雄心壮志，打起仗来既须支出军饷，又影响地方税收，同时打胜了助长吴佩孚的气焰，打败了一起跟着倒霉，是件很划不来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张决裂。

这双方的情势已经很复杂了，却不道徐世昌还有一套打算。他跟张作霖一样，对吴佩孚讨厌极了。但同时亦深感曹锟是一大威胁，意识上犹如光绪之于荣禄、袁世凯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并，能两败俱伤最好。由他以“北洋领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奉必胜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为得计。

因为如此，曹锟与徐世昌听说张作霖预备将当初应曹锟之邀派驻关内，由张景惠指挥的一师之混成旅撤回关外时，不约而同地特派专使，出关挽留。

徐世昌所派是陆军总长鲍贵卿，曹锟所派的是他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当然，徐世昌也要防备张、曹儿女亲家，说不定会“合而谋我”，所以也派他的胞弟徐世章及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沈阳去见张作霖，要求张作霖增兵入关，庶几大总统用人行政，不必受他人监视。同时提议，由鲍贵卿继梁士诒组阁，这在表面上是尊重奉系，其实是明知不会被接纳的空头人情，因为鲍贵卿虽是张作霖的小同乡，但并非嫡系。鲍贵卿当了内阁总理，地位在张作霖之上，这是件无法容忍的事。所以张作霖对这番“好意”，根本不感兴趣。

这样到了三月底，局势发生了变化。张作霖加派二十七师入关。颜惠庆一看不妙，抽身为上，好在华盛顿《九国公约》已经签订，已经定王正廷为鲁案善后事宜督办，仔肩可卸，便上辞呈，坚决求去。

接着，农商总长兼署教育总长齐耀珊亦呈请辞职，更是一个不吉之兆。因为此人在内阁中代表奉系，辞职即表示奉系与内阁脱离关系，当然是战争即将爆发的征候。

徐世昌对处理政潮的手腕，远比操纵军人来得高明，特邀周自齐入阁。此人属于交通系，当然能为奉系所接受；他又籍隶山东单县，与吴佩孚是大同乡，则直系以吴佩孚为灵魂之时，自亦不便反对。同时，徐世昌又只准齐耀珊辞兼署的教育总长，仍留农商底缺，表示并未排斥奉系。而周自齐出任阁揆的方式，是以教育总长兼摄国务总理，暗示阁揆人选，仍待各方协商。一举而有三妙用，是极好的安排，然而无补大局。

就在周自齐入阁的第二天，四月九日，张作霖电令京奉路局，将西段的车厢，一律开往东段。这是动员的必要措施。因此直系亦加紧部署。河北境内京奉、京汉、津浦三路沿线百姓，只听得车声隆隆，彻夜不绝，小康之家又要作逃难的打算了。

这样过了十天，双方摆队布阵，大致完成。奉军除原由张景惠指挥的部队以外，最基本的二十七师、二十八师，由张作霖率领入关；接着是调装备最精良的张学良、李景林所部，分九批进驻马厂、通州一带。当时内战，都要师出有名，这一次入关的奉军，称为“镇威军”，镇是镇压，威是示威，表示并不一定要打。镇威军的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己担任，司令部设在塘沽与天津之间的军粮城，以便于控制水陆两路。

其时吴佩孚早由洛阳到了保定，特为召开军事会议。除了他的嫡系部属以外，冯玉祥亦奉邀参加。他的官衔是第十一师师长代理陕西督军。十六混成旅改成第二十一、二十二两个旅，由李鸣钟、鹿钟麟分任旅长。冯玉祥由西安带着二十二旅的一个团长张之江去开会。吴佩孚给他的命令是，十一师出潼关助战，一部分北上，一部分布防洛阳、郑州之间，监视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督军由省长刘镇华代理。

此外，湖北督军萧耀南所部及驻岳州的张福来所部，共抽调一个师、三个混成旅，早已秘密北运，进驻琉璃河、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双方对敌，都分东、中、西三路。

到得部署粗定，照例在纸面上先开火，首先由张作霖发表通电，声明“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扫除障碍，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之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自谦“非霖之愚，所能妄参末议”。弦外有音，仍是讥刺吴佩孚以前以一师长，居然亦提出国是主张。

因此吴佩孚联络齐燮元，针锋相对地质问：“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表示“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惟有尽我天成，扶持正义”，说“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

张骂吴、吴骂张，都未提出姓名。及至曹锟发通电，就公然指责，说“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说是“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持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辙相寻，可为殷鉴”，自是指段祺瑞而言。

这一下恼了张作霖，第二次通电，振振有词地说：奉军增兵，是应曹锟之邀而来的。而且他在一月间决计撤兵，哪知“甫经动议，大总统饬派曹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留，曹使来电，且有‘弟如决计撤兵，兄即辞职’之语，电牍具在可复按也”。因此问道：“谓为‘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然则鲍总长非大总统特派之总长，曹省长非直隶之长官乎？”

这个通电中，揭露了许多内幕，原来徐世昌、曹锟都愿奉军留在关内！留在关内干什么？当然是防备“虎踞洛阳”的吴佩孚。既然如此，曹锟不愿跟他的儿女亲家张作霖兵戎相见，是很明白的事。

有此了解，调人便好做了。首先是皖系仅存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分电曹、张，请定期在天津面晤。接着，是一批与直、奉皆有渊源的“耆年硕德”，包括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孟恩远、张绍曾，还有刚刚为吴佩孚撵回天津的王占元等人，联名致电曹、张“两公”，说：“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在这一段婉转的开场白以后，接着以局外调人，洞见真相本意的口吻说：“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而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电。两公和平宗旨，已见一斑。”

接下来便是约请曹锟、张作霖在天津会议。同时打了电报给吴佩孚，请他按兵不动，静候调停。张作霖复电表示，如果曹锟同意天津相会，他自然不会反对。

其实，当鲁仲连热心奔走之际，双方已有接触。奉军兵分三路，但在战斗序列上，却只分两路。张作霖本是镇威上将军，总司令自非他人所能担任；副司令是吉林督军兼省长的孙烈臣；参谋长当然非复起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杨宇霆莫属。

这一次的调兵遣将，为杨宇霆一手所策划。奉军的实力，经过一再扩充，此时已拥有五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此时动用了大约一半的兵力，留一半交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看守老营。

入关的一半，西路由张景惠以奉天第一师师长兼总司令，下面三个梯队，由原已驻于北京南苑、廊坊、通州各地的部队编组而成；另调察哈尔骑兵第一旅，配属西路第三梯队。张景惠是察哈尔都统，这一旅骑兵，由他来指挥运用，比较方便。

东路是奉军的精锐，由“老帅”自兼总司令，下面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奉军基本部队，已让张作相当师长的第二十七师为主力。第二梯队是“御林军”，由“少帅”张学良兼梯队司令，下辖三个旅。张学良的第三旅，由卫队旅改编。这个旅，编制上除了骑兵，其他各兵种无不具备，兵额十足，武器装备之精良，自不在话下。第四旅原驻锦州，可想而知，亦是劲旅。再一旅就是郭松龄的第八旅————事实上第二梯队是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在指挥。第三梯队由驻辽源的第一旅及驻天津的第七旅编成。第七旅旅长李景林是河北人，但跟郭松龄很接近，是“讲武堂派”亦是“陆大派”的中劲，兼任了梯队司令。

杨宇霆将精锐摆在东路，是有深意的。除了控制塘沽及山海关水陆两要地，进退自如以外，更预见到打了胜仗，亦须撤兵，要撤当然是撤观瞻所系的北京至保定一线的西路，对舆论、对政府、对直系才有交代。至于东路，可以看情形不撤。那一来，奉军在关内才能真正生根。

由于彼此的老巢不同，奉军重东路，直军重西路，是必然之势。杨宇霆希望西路能够守住，就算胜仗。因为东路是有把握的，几乎可说传檄而定。到那时，以东助西，吴佩孚必垮无疑。

直军西路由王承斌指挥，集重兵于良乡以南。吴佩孚则驻涿州，一方面是督战，一方面进窥中路固安。东路指挥则是第二十六师师长张国溶，除本部以外，另有三个混成旅，但实力远逊于奉军，所以吴佩孚派他一手所提拔的第二十四师张福来，自固安方面，向东增援。

到得四月二十八日午夜，三路大战同时爆发。吴佩孚督促王承斌倾全力猛攻张景惠的暂编第一师及邹芬的第六混成旅。这一师一旅，是张作霖驻扎长辛店、卢沟桥两要地的主力。败讯一传，先影响到中路。

中路的奉军，本来打得很好。但西路一败，军心动摇，而且吴佩孚因无后顾之忧，得以自涿州向固安方面加强压力，以致原占优势的中路奉军，被迫退至天津。

这一来势必又影响东路。本来照杨宇霆计算，西路如果能死守两三天，东路往西进攻，抄直军的后路，胜负立判。所以奉军纳徐树铮之议，在秦皇岛扣留日本所运来的军火装备。无奈成军以来，没有打过什么仗，加以指挥不一，而最糟糕的是，这批奉军久戍京畿，虽得地利，却欠人和。奉军的纪律一向不佳，开口就是“妈拉巴子”，跟地方上的感情搞得极坏，平时无事，老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一旦开战，处处跟奉军为难，吃亏甚大。因此一场激战，奉军不敌而退。

奉军的精锐，集中在马厂一带，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都亲自上阵。在张福来未赴援以前，已占领了马厂以南的青县。李景林更沿大清河北岸推进至这个战场的中心点霸县。霸县是水陆要冲，陆路四通八达，北上固安，南下河间，东达天津，西通保定。如果由此分兵两路，一路经新城至高碑店或宝兴，截断平汉路；一路由雄县、新安疾趋保定，曹锟即成瓮中之鳖。即或不然，吴佩孚救其所必救，自涿州回师守保定，西路奉军乘机反攻，直军亦必败无疑。

不道西路败得如此之快！本来奉军可以三路会师保定的，一下子变成直军打算三路会师马厂。李景林怕被包围，全师而退，撤回当年义和团的大本营，天津以西的独流镇。

此时王承斌所指挥的部队，由西路转至东路作战，沿京奉路南下，过廊坊，占领了落垡，离天津不过百里之遥。

于是五月五日那天，奉军全面后撤，退保军粮城，刚好打了一星期。

奉军的西路败得很惨，张景惠及邹芬的第一师及第十六师，被直军缴械；第二、六、九三旅，溃不成军。东路奉军精锐，由滦州往东北撤退，但直军彭寿莘所部紧追不舍，在山海关形成胶着状态。

两军虽未议和，不过官方及民间都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徐世昌便下一道命令，命奉军出关，直军回防，“均候中央命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