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先是湘鄂发生战争。王占元自民国二年奉命率第二师驻扎湖北，后升督军，一直是督军中的不倒翁。而且自张勋复辟失败，裁撤长江巡阅使，王占元又升任两湖巡阅使，俨然就是清朝湖广总督的身份。

可是，王占元除了会搞钱以外，一无所长。在湖北八年，老百姓苦不堪言。请了多少次愿，要调走王占元，却始终扳他不倒。

及至隔省的湖南，鼓吹“省宪”，喊出“湘人治湘”的口号，终于驱逐了张敬尧，由谭延闿、赵恒惕主持省政，到底达到了“湘人治湘”的目标。这对湖北人自是一大激励，便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又恰逢王占元的部队，军纪荡然，越来越不像话，最后竟成了穿军服的土匪，在宜昌、钟祥、沙市等处，公然纵火抢劫。甚至在省城的武昌，王占元嫡系部队第二师王汝勤部，抢官钱局，抢造币厂，抢之不足，一火而焚。消息传到北京，湖北同乡奔走相告，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同乡会，名为“救亡大会”，由武汉灾民代表报告兵变情形，声泪俱下，凄惨无比。

于是一致决议，会后全体列队到公府请愿。走到袁世凯拆除西苑宝月楼而开辟的新华门，铁门已经紧闭。僵持到下午一点钟，徐世昌派警察总监段鸿寿代见，不得要领，便向国务总理请愿。靳云鹏除了道歉之外，表示事实上有不能罢免王占元的苦衷，希望湖北人谅解。

于是日本士官出身的湖北京官蒋作宾、李书城，主张向湖南请兵援鄂。跟赵恒惕联络妥当，湘军分三路向湖北进军；蒋作宾在长沙亦以“管理全省军民政务统率全省自治军湖北自治政府临时省总监”这个奇奇怪怪、啰里啰唆的衔头，发布电文，揭明宗旨是：联合湘军，驱王保鄂。

王占元得报，在武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派他手下的大将，十八师师长孙传芳往蒲圻、羊楼司一带迎敌，同时急电北京乞援。曹锟跟吴佩孚商量，认为湘鄂之战，与北洋全局颇有关系。湘军如果得势，西南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两湖，进而北向，不可不虑，因而决定援鄂。

兵分五路，而以第四路、第五路为最重要。第五路是吴佩孚亲自率领的第三师；第四路为吴佩孚的大将萧耀南所率领的第二十五师。此去明为援鄂，实际是去接收王占元的地盘。所以萧耀南兼任前敌总指挥，预定是王占元一逃，便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果然，一切都如预期。王占元看强援压境，主客易势，乖乖地请求辞职。卸任时箱笼行李，数百件之多，宛如当年“长毛”裹胁富户，长驱东下。

接着吴佩孚自洛阳到武昌，通电就职。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助战，并由海军第二舰队杜锡珪，率舰溯江而上，绕出湘军之后，水陆夹击。战场是在岳州一带。

吴佩孚熟读《三国演义》，经过视察，决定仿照“水淹七军”的故事，先后在金口、嘉鱼凿堤，造成决口，大淹湘军，但老百姓亦死了好几千。接着汀泗桥大战，为吴佩孚生平最得意的一仗。不但收复蒲圻，而且攻入湘境，占领了岳州。于是长沙的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允许直军驻防岳州为条件，停火收兵。

其时与湖北有攻守之约的川军，沿江而下，过夔州，攻宜昌。吴佩孚挥军西指，在宜昌附近激战八天，川军大败而遁。由王占元旧部，而为北京政府委任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孙传芳，与川军总司令签订和约，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历时一月的川湘援鄂之战，就此结束。

吴佩孚本来一向为张作霖所轻视，认为他是偏裨之将，哪里够资格发通电、谈国事。可是曾几何时，吴佩孚居然亦是两湖巡阅使了，与他的东三省巡阅使分庭抗礼。这是难以容忍的一件事。

其次，日本士官出身而有革命思想的少壮将领，如蒋作宾等人，认为直皖战争以后，要打倒作为军阀代表的北洋军阀，以联络奉系为要着。中山先生认为这是很正确的步骤，因而早就遣派信使取得联络。蒋作宾、李书城、孔庚之发起鄂人治鄂，虽云自保，实在亦是声援广东的革命势力。如今直系要角吴佩孚控制两湖，自然深感威胁，因而在战略上势必采取更进一步的联奉制直的策略。这样便间接促成了直奉之战。

直奉之战的导火线是，梁士诒内阁的垮台。当靳云鹏因为军队索饷，教员索薪，“灾官”满京华，财政上一筹莫展时，张作霖便举荐梁士诒组阁。其时徐世昌看直系势力扩张过速，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亦愿意扶植奉张，以为制衡。加以梁士诒有“财神”之号，财神当宰相，岂愁“司农仰屋”？所以欣然同意梁士诒组阁。

但徐世昌的左右，尤其是与直系关系很深的人，颇不以梁士诒组阁为然。其中号称直系智囊的张志潭，在第二次靳内阁中，本来是内务总长。直皖战争皖系垮台，安福系被清算，但与段系一向接近的旧交通系，仍有周自齐与叶恭绰分掌最阔气的财、交两部。张志潭为了排除直系的异己，更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便向靳云鹏进谗，说周自齐、叶恭绰在进行的、出于梁士诒主张的整理列国公债，集中了所有的财源，其他政务皆无法推行，内阁非倒不可。所以非去周、叶，不足以维持内阁。靳云鹏大为所动，用迂回的方法，逼周、叶辞职，但周自齐挂冠，叶恭绰不为所动。

于是张志潭又想出很绝的一着，先由靳云鹏提出总辞，随即由徐世昌再任命靳云鹏组阁。在第三次靳内阁中，交通总长叶恭绰被排除，继任的正是张志潭。

这是五月间的事。交通总长的滋味极厚，仅仅当了半年，便须下台，张志潭实在心有不甘。但梁士诒众望所归，多以为财政困窘，自是要请“财神”出山。所以在此以前一两个月，在香港的梁士诒已收到了无数的劝驾信，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概。张志潭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不让梁士诒组阁是不可能的，要动脑筋的是，如何让梁士诒不安于位，而由直系或者让靳云鹏第四次组阁，那时以“拥立”之功，必能“重拾坠欢”。

于是他去游说曹锟，说梁士诒组阁，一定偏袒奉系，试问直系军饷从何而出？曹锟对梁士诒是有信心的，张志潭的游说失败，目标便转移到吴佩孚身上。

于是专程去了一趟洛阳，一见面便问：“梁燕孙组阁，请问有何意见？”

“我是反对的。梁燕孙一组阁，粤、奉、皖三系就连在一起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打电报给曹仲珊，主张请王聘老出来组阁，曹仲珊不同意。既然如此，中央的事，我亦懒得问了。梁燕孙组阁，财政上或许有办法，只要有一大笔饷给我，也就算了。”

“那么，你想要多少呢？”

吴佩孚想了一下说：“三千万。”

“用什么方式跟他要？”

“梁燕孙组阁，当然要问问我的意见。”吴佩孚极有把握地说，“没有我的同意，他不敢组阁。等他来问我时，我开条件给他，不怕他不替我想办法。”

“这一来，”张志潭大为摇头，“事情就坏了。”

“怎么？”吴佩孚困惑地问，“他给我就给我，不给我，我反对，于我何损？”

“话不是这么说！三千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又当年关，五路财神，哪一路都没有法子筹措。所以事先提出要求，他一定缩手不干。不如先把他坐在热灶上，慢慢儿榨他。他不愿意下来，自然要尽量想法子，咱们先得了实惠。倘或他不干，把他攻掉，找自己人顶上去。军政两权都在手里，何愁财政没有办法？”

吴佩孚深以为然，但有一层顾虑：“梁燕孙的靠山是奉张，曹仲珊跟他儿女亲家，恐怕拉不下这张脸来。”

“不要紧。”张志潭是早就想过了的，此时从容答道，“目下华盛顿开会，山东问题争得很厉害。中国人对日本隐忍已久，这回对中日直接交涉，大表反对，可以拿这件事做个题目，是极好的机会。”

“不错，是好机会。”吴佩孚欣然接纳，“请你跟子武去商量、布置一切。”

子武是张其锽的号，他籍隶广西桂林，两榜出身，与谭延闿同年。吴佩孚与他在湖南相识，一见如故，约为异姓兄弟。如今是吴佩孚的秘书，一支健笔，善为凌厉之词，与饶汉祥的下笔即不免痛哭流涕，相映成趣。而幕僚的文字，亦正与他们府主的性情相合，有“黎菩萨”才会用饶汉祥，有吴佩孚的跋扈，才会欣赏张其锽的过甚其词。

于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内阁成立。阳历新年假期一过，便有吴佩孚将借外界问题倒阁的传说————当然，索饷三千万，梁士诒无以应付，派人到洛阳疏通，亦无效果，这是以后的话。

一月五日，出于张其锽手笔的吴佩孚的通电发表，一开头便是“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将一顶汉奸的尖帽子，硬套在梁士诒头上。

接下来铺陈梁士诒“卖国”的“事实”，说是“自鲁案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

所谓“华会”，是“华盛顿会议”的简称。此会由美国所发起，专为解决远东问题，被邀的有英、法、日、意、中、荷、葡、比，连东道主总计九国。徐世昌认为他一生的经历中，国际上从未有如此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因而命外交部部长颜惠庆设立参加“太平洋会议”的“筹备处”，广筹经费，各省皆曾资助。以张作霖最阔气，出手便是大洋十万。

从八月下旬开始筹备，先派大批办事员，接下来组织专门委员会、代表团秘书厅，聘请洋顾问，组成了一百三十二人的庞大代表团，提得起名字的外交人才，几乎一网打尽。但广州拒绝派代表参加，却有全国商教联合会推派的两名代表参加，一个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一个是北大教授蒋梦麟。他们算是民间的代表，负有监督官方代表的任务。

及至会议开始，讨论内容不符中国的理想，重点是在缩减军备，特别是海军舰只的限制，为美、英、法、意各国所最感兴趣；其次是关于远东问题的共同利害事项。至于中国所特感关切的山东问题及袁世凯遗毒的二十一条问题，各大国认为是中日之间的纠纷，不宜提出————而真正的症结是，美、英、法、意打算限制日本海军发展，不愿在中日间的问题上，刺激日本。加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及两名洋顾问拟成的书面文件有欠考虑，以致代表团内部还发生了意见。

不过，美、英操纵的这个会，由于中国代表团群情愤慨，有退出的可能，美、英两国唯恐决裂，想出一个调停的办法，会外开会，由中、日两国代表谈判，美、英各派代表两名列席，作为仲裁人。日本勉强同意，中国无可奈何，会外之会总算开成了。

从十二月一日起开会，开到第九天，讨论到山东问题的焦点————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由中德合办，久为日本所强占。中国提出的意见是，将此路的全部财产估价以后，分成两半，中国以一半的价款给日本，换句话说，日本取得德国的那一半，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哪知道日本方面表示，胶济铁路是花了三千万日元向德国买来的。日本要求合办此路；中国要完全收回主权，备款赎路。日本很勉强地同意，接下来便是讨价还价了。

钱从哪里来呢？日本代表说可以借日本银行的款子，而且希望是长期借款。既然借了日本钱，便须雇佣日本人，要求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都由日本推荐。而就在此时，国内发生政潮，靳云鹏垮台，梁士诒组阁。

日本一看有机可乘，便由驻北京的公使，以向梁士诒道贺为名，要求谒见。寒暄既毕，小幡单刀直入地提到胶济铁路，他说日本初次让步，愿此路由两国合办；第二次让步，愿意让中国收回，而由日本借款。如果借款条件，还要日本让步，实在没有道理。

梁士诒的答复是：胶济铁路决定借款自办，并由外交部于阳历除夕那天，发了个电报给施、顾、王三代表，电文中说：“小幡于二十九日访晤梁揆，切询胶济办法，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之。特达。”发文字号是：“京一○六号。”

谁知道这个“京一○六号”电，传到外界，竟多了一个字。字虽一个，关系极重，多的是一个日本的“日”字。“借款自办”变成“借日款自办”。吴佩孚的通电，便是在这句话上大做文章。紧接着“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后说：“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唯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泽，偕作后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