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元点点头说：“请总理出张条子，我马上把开滦股票送过来。”

“好、好！”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讨伐复辟之需，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股票一百万元正。”下面署了姓名。

汪士元先不取收据，只说：“我亲自送了来。”

等他一走，段祺瑞问曹汝霖：“你有办法抵借不能？”

“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我都不熟。”曹汝霖问道，“北京我可以去吗？”

段祺瑞懂他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说：“不要紧！我叫陆军部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

说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等汪士元将股票送到，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

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找陆军部的周庶务，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曹汝霖不知道范国璋的底细，不能不耍个花腔，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头，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

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跟着小周上了汽车，直驶东交民巷。曹汝霖寻思，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管理，做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不但时间会拖延，更须防备走漏消息，误了大事。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融。

一见了面，曹汝霖道明来意，只说有急用，要拿开滦煤矿股票抵借一笔款子，并不明说是何急用。秋山昱心照不宣，立即同意，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当时便签了借约，秋山昱开出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在六国饭店吃了饭，曹汝霖连家都不回，搭车赶回天津，当夜将支票交了给段祺瑞，自然满意万分。

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正好李思浩也到了。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的署长，手里有一笔“另款”可以动用。本来由于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大借款，是以盐税作担保，所以特设盐务稽核所，一向由洋人控制盐税收入，以便按期偿还外债。多余的款子，名为“盐余”，照道理可由中国政府支配，但洋人亦把持不放。理由是万一盐税收入不足，便可由“盐余”抵充。因此，“盐余”虽可作为中国政府的政费支出，但必须先经盐税稽核所审核用途，认为必不可少，方准动用。

这时的盐务署长是张弧，籍隶浙江萧山，与李思浩的老家浙江慈溪，都在钱塘江以南，勉强可算小同乡。李思浩是盐务署之下，三个厅之一的场产厅厅长。两人的公私交谊都很好，有事悉心筹划，终于让他们找出一条得以争回部分控制权的路子。

原来从清末以来，各省应解盐税，例有拖欠。所以每年解送的税款，新旧掺搭，即是大部分为新收，小部分为旧欠。他们找洋人交涉，说“盐税担保大借款，是指民国二年以后所收的盐税而言，补缴民国二年以前的旧欠，不在其列。因此监务稽核所对于这部分税款，无权干涉”。

这个理由洋人驳不倒，只好将附在新收中所补缴的旧欠，另外列账，名为“监务另款”，每月亦有数十万元之多，是监务署可以自由支配的。段祺瑞讨伐复辟，需要一百五十万元。整数已有着落，所缺的五十万，要求李思浩筹措。

前一天晚上，彻夜用电话联络，李思浩不负所命，提出“另款”，另外又借了一笔钱，凑足五十万，及时送到。万事齐备，“东风”亦不缺，就只待跟冯玉祥去疏通了。

冯玉祥其时由于徐树铮、傅良佐的排挤，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调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为了表示消极，在京西三家店附近，天台山上的一座庙中读兵法。得到“龙旗又挂了起来”的消息，他是不甘寂寞，唯恐天下无事的性情，所以立即动身下山，在三家店乘车到西直门，转道丰台。

巧得很，一到丰台，便遇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法官薛笃弼，他是代表全旅官兵，来请冯玉祥回廊坊主持参加讨伐复辟，而实际上是段芝贵的委托。所以到了廊坊，冯玉祥先不下车，径去天津，却不是去会段芝贵，而是去看他的娘舅，做过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

陆建章在袁世凯手下，另成一个系统，与“北洋三杰”的王龙、段虎、冯狗，格格不入。所以徐树铮及段祺瑞的其他亲信，都视陆为“危险分子”，打击冯玉祥亦就是为了裁抑陆建章。现在冯玉祥要跟段祺瑞一起，自然先要去问问“娘舅”的意思。

“这次复辟是段芝泉一手搞出来的把戏。老段自动出京，没有法子再回去，拖出张绍轩这个傻瓜来撵走黎菩萨。他自己再来撵张绍轩。一面盗名、一面得实，算盘打得极精。这件事，你让他自己去搞，只好帮忙，不必认真。”

这意思是暗示冯玉祥见机而作，如果张勋打不倒，亦不妨反过来打段祺瑞。听得“娘舅”如此指点，冯玉祥默喻于心，当即搭车仍回廊坊。

哪知段芝贵连派两名使者，追到廊坊来请冯玉祥，无论如何非到天津去一趟不可。冯玉祥便跟着去了。

到得王郅隆家，段芝贵出迎，“焕章兄”长，“焕章兄”短，非常客气。寒暄了一阵，说：“还有位朋友在这里，不妨见一见。”

这个朋友，正就是擅发段祺瑞的命令，免除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的傅良佐。

“焕章老弟，”傅良佐见面先道歉，“上次调差的事，我对不起你。”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段芝贵插嘴，“焕章兄气量宽宏，不会记在心上的。谈眼前的事吧！”

于是谈到请十六混成旅参加军事行动的事，答应加委冯玉祥一个名义。当然，也谈到要补充给养、军费的事，冯玉祥当面不必讨价还价，不过参加虽参加，话却活动。

“我回十六旅，是否还能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等我回去先和十六旅的弟兄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带多少人去干。加委的事不必了！空名义不管用，谢谢！谢谢！”

“空名义不管用”，意指要实惠，人多人少，看所发的饷而定。意思是非常明白的。

回到廊坊，十六旅的参谋长邱斌、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李鸣钟、骑兵营营长张之江、军械官鹿钟麟、军法官薛笃弼都到车站迎接。

十六混成旅的编制很特殊，司令部的重要幕僚，除了参谋长以外，只有参谋一名刘郁芬；军械官、军法官各一名，就是鹿钟麟、薛笃弼。军械官兼办后勤业务，而后勤业务以武器为主，所以用军械官作为代表名词。事实上冯玉祥如有大宗收入，一定用来买军火充实战斗力。军火有各种来源，懂得路子，买的军火不但又便宜又好，而且还有削弱敌人或“友军”实力的作用，真是奥妙无穷，非能干人不能当此差使。

鹿钟麟带兵打仗，不算冯部最好的将领，但办这类带政治性、“外交”性的事务，却很有办法。小段奉老段之命来活动十六旅，暗中“讲盘子”即以鹿钟麟为对手。当时将段祺瑞“补助军费”的数目告诉了冯玉祥，认为满意，决定全力从事。

“李长泰的第八师在马厂，他的队伍比咱们差着一大截。咱们如果有把握，可以不理他，管自己进攻，先进京城。”冯玉祥问道，“一进京，你们大家说，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有的说先到南河沿张家去活捉张勋，有的说到东交民巷将“蒙尘”的黎大总统先请回来，有的说先搜捕隐匿在民间的辫子兵，最要注意的是收集枪械。

“你们说得都对，这些都是该办的事，不过不是第一件。大家再想，第一件是什么？”

这时候鹿钟麟就聪明了，他站起来说：“既然是讨伐复辟，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消灭帝制余孽，一定要把溥仪撵出紫禁城，才不会有第二个张勋出现。而且清宫财产要收归国有，紫禁城要开放给老百姓，才不会有第二个袁世凯！”

他一说完，冯玉祥将大拇指一跷，“鹿军械官的议论很高。”他说，“大家记住了，进了北京城，第一件事就是以紫禁城为目标，集中必要的兵力，加以占领、封锁，更要注意，不能让清宫当中国家珍贵的财产受到破坏。这个任务，我交给鹿军械官了，到时候如何抽调兵力，组成特别警戒部队交由鹿军械官指挥，请参谋长预先做好书面作业。”

“是！”邱斌当即提出要求，“我建议请鹿军械官参加作业。”

“可以。”冯玉祥又说，“现在第一步工作，是探听敌情。马上派信队长出发。”

信队长叫信忠全，是侦探队长。当时派人打听，张勋的辫子兵已开到廊坊以北的万庄，相距不远。信忠全一面派人哨探，一面偷接了辫子兵的电话，综合两方面的消息，研判敌情是：张勋所部共九个营，先开三营到万庄布置阵地，其余正陆续开拔之中。

“不行！这个情报不管用。”冯玉祥说，“第一，张部九个营，不能全摆在万庄。第二，开到万庄的三个营，实力如何，到底有多少，布置阵地是布置得怎么样了，这些都要打听确实，而且还要快。”

于是邱斌找了骑兵营营长张之江来商量，决定派一名姓易的骑兵排长去实地侦察。这个易排长年纪极轻，不过二十刚刚出头，但勇猛机警，观察力、判断力都很强，奉了军令，只带一支枪、一架望远镜，单骑出阵。十几里路，两个钟头不到，便已去了一个来回，而且有了很具体的情报。

“开到万庄的辫子兵，大概五千人左右，零零落落，不成队形。正架起机关枪在休息。防御工事，尚未开始。”

“这还不揍他个奶奶的！”

冯玉祥用兵，以善于利用机会出名，同时亦得力于他训练认真，部下保持着随时皆能出击的最佳状态。因而“辫帅”出师不利，第一仗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当此时也，段祺瑞正在马厂誓师————马厂在天津西南，津浦路右侧，是运河上的一个码头。由此往东，有一条“马厂减河”直通北洋军阀的发祥地，本名新农的小站。在津浦路未修筑前，小站与马厂同为天津以南水路的要隘。津浦路修成以后，马厂因为可就近截断铁路，军事地位的重要又过于小站，因而派有第八师整师人马扼守。

段祺瑞在未到马厂以前，短短两日之内，已争取到相当有利的条件。第一是黎元洪不理梁鼎芬的游说，拒受“封公”的伪命，走避日本公使馆，发出两道通电：一是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二是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使得段祺瑞能合法行使讨逆的任务。

第二是徐世昌决定站在段祺瑞这面，在世续电告复辟之后，打了个非常圆滑的复电，开头称贺：“天祚圣清，复正大位，群情欢洽，矧在老臣？”其次表示：“幸祭昌明，亟思展觐。”但最后却是婉言辞拒入京的邀请，托词是“时当炎夏，辄扰病魔”，只好“稍缓时日，再图趋教”，更特别声明：“并非托故，当蒙鉴原。”这又是向反复辟的人表明心迹，他曾“托故”不参加复辟。当然，复辟果真成功，则正好“趋教”，话也很容易转得过来的。

但就眼前而言，即令王士珍被劫持，而既有冯国璋之代行大总统职权，复有徐世昌的消极反对复辟，则段祺瑞对北洋系统，已具有绝大的号召力，所以檄文所至，各省响应，是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