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万火急”是国务院的看法，催请国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汤化龙虽同情内阁的处境，但他以议长的地位，必须顾到顺应同人的立场，大家对段内阁抱有极深的恶感，他自然不便过分起劲，关照秘书厅发通知，邀请各派各系的领导人开茶会，决定五月十九日开大会审议。

这是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段祺瑞由于“公民团”那幕闹剧，搞得太不漂亮，所以这回不敢掉以轻心，预期审议时，对于对德宣战问题的利弊得失，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议，亦极可能要求内阁总理出席，所以连日与徐树铮商量，将国会中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以及应付之道，设想得既周延，又深入。段祺瑞除了自己“用功”以外，还准备必要时由徐树铮作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到了开会那天，徐树铮一早就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全副戎装，预备随总理赴会。段祺瑞是中装，宝蓝实地纱的袍子、玄色软缎的马褂，也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客厅中等候国务院来电话邀请。

“十点钟开会，总得十一点钟才会来请。总理不妨宽了衣，轻松一会儿。”

徐树铮的话未完，电话铃响了，是张国淦打来的。

“我是又铮。”徐树铮问，“会开得怎样？”

“开完了！”

“开完了？”徐树铮看着手表说，“现在才十点一刻。”

“只开了五分钟。”张国淦的声音中充满了委屈。

徐树铮知道坏了，他的脑筋很快，随即问说：“五分钟，只能讨论程序。”

“是的，讨论程序。只得两个字：‘缓议’。”张国淦问道，“总理在不在？”

“在。”徐树铮答说，“蓝袍黑褂，正襟危坐。”

“国会报复太过。请你报告总理吧！”说完，张国淦挂断了电话。

于是徐树铮将张国淦的话转告段祺瑞。听到一半，段祺瑞的脸色大变，及至听完，使劲一拍茶几，用力太猛，将刚送来的茶碗都震落在地上，打成碎片。

“要这种国会有什么用！”他大声吼道，“如果讨论问题，有理由推翻这个案子，我还咽得下这口气。现在根本对问题考虑都不考虑，这是什么态度？”他的脸色铁青，冷笑着说，“哼！每个月白花花大洋钱几百块，狂嫖滥赌，国会议员是这么好当的吗？”

徐树铮却相当沉着，他也早作过最坏的打算。“箭在弦上了！”他问，“是不是请大家来谈一谈。”

所谓“大家”便是指督军团。等段祺瑞一点头，徐树铮随即打电话到国务院，直接找庶务科长，用命令的语气，关照他尽可能多派汽车，将留京的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都接到府学胡同来开会。

近午时分，七省督军都到了：直隶曹锟、山东张怀芝、河南赵倜、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福建李厚基、吉林孟恩远，此外还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

七省督军，有三个是炸嗓门的天津人：孟恩远、曹锟、李纯；两个嗓门小不下来的山东人：张怀芝、王占元；此外蒋雁行、田中玉都是河北人；倪嗣冲籍隶皖北，李厚基出生徐州，不是黄河以上，就是长江以北，加上一个嗓门清亮的湖北人孔庚。这个场面之慷慨激昂，不在话下。

“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王占元先骂了起来，“请总理带俺们去见大总统，废了他奶奶的国会议员。”

召集会议的目的，恰如王占元所说，要请大总统解散国会，让议员成为废员。因此当徐树铮取出事先预备好的呈文稿，征询大家的意见时，一致表示赞成。

“曙村年纪最长，”段祺瑞说，“请曙村领衔吧！”

于是六十三岁的孟恩远首先签名，其次是王占元，一一签毕，立即交缮，当天就送到了总统府。

秘书长一看督军的公呈，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呈文中说：“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措词已颇见锋芒，而更厉害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了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黎元洪在鄂督任内，请袁世凯贯彻解散国会的前例。

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首次“公民团”出现，胁迫两院联合会非选出“公民”属望的总统，不得出议院一步，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利用过了国会，袁世凯又嫌国会对大总统束缚过甚，尤其是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议员，更视如眼中钉，于是以国会宪法委员会开会，依法拒绝袁世凯所派官员旁听一事为爆发点，指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政”，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议员。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陷于瘫痪，等于解散了整个国会。

其时各省督军、民政长为了迎合袁世凯，希冀保全禄位，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电文中有“请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应将国会残留议员遗散，给赀回籍”。如今事同一体，希望黎大总统实践他四年前所提出的主张，“万不可拘文牵义”。

这确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黎元洪无法用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来搪塞，只好召集智囊团来商量。

有个原则是一上来就“询谋佥同”的，就是拒绝督军团的要求。但如何拒绝，却有态度上软硬不同的意见。

最强硬的一种主张是，不但依法驳回要求，而且要严厉告诫，在共和政体之下，主权在民，军人绝对不许干政。督军擅离防区，齐集京城，行动已经越轨，应该赶快返防。

最温和的建议是，分头疏通督军，请他们自己撤回报告。这两种意见，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折中的办法是，由黎元洪召集领衔的孟恩远与王占元，当面作一番解释。

散了会以后，还有“智囊之智囊”的会议，一个是金永炎，一个是哈汉章。金永炎也是士官生，名不见经传，但却一直是黎元洪名副其实的参谋。他跟哈汉章的看法相同，政局的症结，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督军，而在段内阁。虽然徐世昌、王士珍都不愿出来组阁，但以中国之大，不见得除了徐、王以外，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接替段祺瑞。所以真到推车撞壁之时，黎元洪应该断然处置，先免了段祺瑞的职，再作道理。

“哪里死了杀猪屠，就只好吃带毛猪了？”黎元洪终于也下了决心，“看明天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约见孟恩远、王占元。他的意思是，如果孟、王知难而退，不再胡闹，跟段祺瑞还有妥协的可能，否则就要“杀猪屠”了。

由于事先通知，大总统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接见督军代表，所以孟恩远、王占元都以戎服晋见。时候一到，承宣官传呼：“大元帅出临！”乐队奏起立番号。孟恩远、王占元便在大客厅中一字排开，面北而立。

黎元洪自然身御大元帅制服，绶带勋章，腰挂军刀，在侍卫长、副侍卫长左右辅弼之下，步出客厅，向南一立。孟恩远与王占元“啪”的一声，碰响马靴后跟，双足并拢，行了鞠躬礼。黎元洪还了一鞠躬。

“你们的呈文，我看到了。我的答复是三个‘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不过，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约国会议员来商量。”

“是！”孟恩远、王占元齐声回答。

“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明白就好了。”

孟恩远、王占元两人互看了一眼，取得默契，然后一鞠躬，向后退了两步，掉头就走。前后不到三分钟。

出了总统府，齐集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家，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也在。他们是跟督军团约好的，如果黎元洪袒护国会，段祺瑞又以各种顾虑，不便公开支持督军团时，莫如仍旧到徐州去集会。

总统府方面，当然很注意督军团的动态，派在前门车站的密探，不断有报告来。一日之间，督军们散了十之七八。此外，有好些知名的政客，像林长民等人，亦已搭上去天津的火车，悄悄南下，目的地不知是天津，还是从天津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总之，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政治的重心，似乎已经不在总统府、内阁、国会所在地北京了。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天津，其次是徐州。先说雷震春、张镇芳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开会，但仔细查证，到徐州的督军并不多。比较起来，还是天津热闹。

在天津，当然以徐世昌为中心。在黎元洪左右，认为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位“东海相国”。段祺瑞只想武力统一中国，张勋是要做大清的忠臣、复辟的元勋，冯国璋但求保住长江的地盘，王士珍恬淡自甘，唯有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才肯出山，都不难了解。唯有徐世昌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猜不透。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黎元洪要对抗北洋，非得拉住徐世昌不可。哈汉章比较乐观，认为南方的冯国璋，足资奥援，一旦有事，勒兵北上观变，亦足以震慑一时。但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冯国璋并不可恃，以他的性情及与北洋的关系，是不是肯帮黎元洪来对付自己人，大成疑问。就算肯了，勒兵北上，在山东张怀芝那一关，就很难通得过。因此，仍以拉拢徐世昌为上策。

可是信使往还，徐世昌始终不肯出山，而且在对德问题上，他是支持段祺瑞的。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见解：徐世昌亦未始不愿组阁，不过他怕人批评他夺了段祺瑞的权，所以坚辞。如果将改组这件事分成两截，先免段祺瑞的职，然后再敦请徐世昌出山，这样，非因徐去段，而是段去了，不能不请徐来收拾残局。那就没有嫌疑可言了。

这是一个打破困境的做法，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王占元的第三天，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伍廷芳老病侵寻，公事大部分是他的儿子伍朝枢代劳。黎元洪接见外宾，亦常由伍朝枢担任传译。他们父子至少在争取外交使命方面的助力，是可以帮黎元洪的忙的。

此令一下，预料京内京外都会震动，所以黎元洪紧接着发了一个通电：“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会久任其难，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

黎、段正式决裂了。段祺瑞当然不会再留在北京，出京之前，也发了一个通电，表明责任：“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概不负责。”将“地方”置于“国家”之前，便足以吓阻徐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