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远状 【篇名系编者所加。】
边远之任，至甚不轻。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故边将咸得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得而专之，无他，谓其谙于风土，习于形势，久知其人之可用与否，以之临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顺意。若待朝廷选官分任，无非纨膏粱之子，刀笔筐箧之吏，不习兵事，不历艰难，到彼无所用焉。故昔者边鄙用人，每岁给降空头宣敕，令帅臣就便补拟类名申奏而已，以其所用之人，出乎常调之外，非持文墨议论者所可制其短长之命也。且就安避危，人之常情。万里之远，烟瘴之区，在常选中者，必不肯往。《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若非至贪与至愚，谁肯离妻子，去坟墓，置身于必死之地？其有轻生好名之人，激节赴义之士，不顾父母之遗躯，求升数级之资品，朝廷亦何吝一纸虚名以勉励之？然今日未尝无边远选，固有准保定夺者矣。但保举之初，欠于立法防奸；区用之后，失于计功核实耳。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处统帅藩臣，一赴阙下，便行保人，就于京都旋捏前资，以所保之品级，定价例之重轻，多者百锭，少者亦三之二。或尽数纳足，或先与一半，或立利钱文书，呈解到省，官可立得。以此淹困仕人、街市富子，每闻一帅臣至，则争先求之，并未尝涉历塞庭，练习边事也。处于豢养者，不吝资财，苟图根，又为改仕之谋。出于微贱者，侥幸荣名，欣然勇往，何济缓急之用？近两江元帅黄昔剌不花，累保得除者几及百数。续明里马合麻元帅蹈其故辙，公然卖保，声迹颇张，甚为不雅。今有刘八都儿平章在都，而投门下求保举者，又将纷然而至矣。遂致边鄙失得才之实，朝廷负滥爵之名，皆诸帅不忠误国之过也。更有甚于此者。今八方安堵，烽燧不惊，正无事于穷征远讨，但务安集故地足可矣。往者，刘、郑二帅妄开边衅，以致云南小有不安。尺地皆祖宗之遗业，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妇之国，素不沾化，纵令尽有其土地人民，初无益于圣朝之万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赏，不知有损于国家甚大也。且外夷小丑，何足芥蒂？服不能为国之荣，叛不能为国之辱；得之不足以加国之富，失之不足以致国之贫。故古圣人以不治治之，不计其去就也。昔傅介子以偏使斩楼兰王；郑吉以骑都尉发诸国兵，破车师，降日逐，威振西域；冯奉世因使大宛，矫制击莎车，平诸国，凡此者，皆未尝出于朝廷之命也。不假乎遣将调兵，无烦于运输供给，用得其人，则自能集事。若待命而行，整堂堂之阵，出师数万里之远，驱不安水土之弱兵羸卒，而投之不毛之地，虎狼之口，宜其将亡兵丧，外损国体，内伤国用，盖必致之理也。
今后远方之事，一切委任边将，借以予夺黜陟之权，责以内守外攻之效，听其择人而使，伺隙而动，可以进则取，不可以进则守。其有赴阙朝见者，乃臣子之彝礼，慰谕勤渠，赐宴增级足矣，不许在都以白呈滥保。凡有合用之人，并从本处公举完签，转申移咨都省，随其所拟职名，即与准给宣敕。若不由各省咨来者，别无定夺，则帅臣不得以容其奸矣。既除之后，考核真伪。有已受不任而借径他求，或已在不职而耽误官事，并须罪及本人，罚及保官。则求仕者揆己无能，自不妄求；保举者量才无取，必不轻保，而边境获真才之用矣。果能如傅介子辈卓有所立，不资朝廷毫发之费，而远拓疆土之广，则优加旌赏，以示激劝。此用人之微机，安边之要道，善谋国者之长策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抑强状
《汉书》所称游侠，即今之豪霸也。其时贵臣如窦婴、田蚡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如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连党类，权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乱之所由生也。
豪侠之辈，代不能绝，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犹能赈穷周急，谦退不伐，色取仁以合时，好立虚誉，以要权利。今之豪霸，所谓御人于国门之外者，真生民之蠹，国家之贼也。然有席祖父之势者，有挟富强之资者。其下则有经断官吏，闲废于家，务为泼皮无赖者。虽不等，均之为蠹为贼耳。凭震主之威，执予夺之柄，死可使活，生可使杀，富可使贫，贱可使贵，此在朝之豪霸也。气烁同寅，吞声莫校，威凌胥吏，奉令惟谨，借公道以纵贿赇，营私财以夺民利，此在官之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馈遗填门，其孳产视为己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乡之豪霸也。地虽不同，亦均之为蠹为贼耳。然在乡者，虽为豪霸之么么，而祸及于百姓则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词讼，必须经手，若不白而径陈之有司者，则设寻隙，陷之于刑。既已归命于己，而官吏有不顺从者，则别生事端，累赃诬告，其齑粉可立而待也。威势既成，动皆如意，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县守宰，颐指气使，俯首听命而已。间有一二刚方自立，奋然出为冤民施一援手，仅能抑之一时，被罪还家之后，故态依然，真是法制所不能及，礼义所不能移。朝廷便民之事亦甚不少，微有一利，举入豪家，而细民何尝得沾濡沫之惠？使美政不能下逮者，尽此辈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为患何可胜言？如朱、张二家，一赊死之盗贼耳。以言豪霸，则渠魁也。皆向来朝廷宠遇之太过，所以养成今日之余殃。原其始然，抑之不早，遂至身遭显戮，祸及宰臣，此眼前之辙迹也。
昔汉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诚抑强扶弱之良法也。今后若有丑恶闻于乡邑，声迹播于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限以訾财若干，即迁之他郡，或徙之荒壤，视所犯之重轻，以定地之近远。有訾不及者，则移于附近，以五百里为限。根蒂既摇，枝党自散，使善良咸获安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躯保家，朝廷亦不至于多戮少恩。去豪霸之策，无以加此矣。又曰：「隆古无豪霸之名，自秦废井田而兼并起。于是强者日富，弱者日贫，豪霸日兴，殆不可遏，盖强必凌弱，富必欺贫。贫弱不能与竞，遂归心服命于富强之家，理势然耳。」圣朝开国以来，轸恤民忧，禁治豪霸，制令甚严，终莫能少戢其风。今上而府县，下而乡都，随处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则一，蜂起水涌，诛之不可胜诛，虽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尝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盖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人之利以为富。而无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于转徙流荡。先王授田，使贫富强弱无以相过，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畛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无得侵夺，虽欲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规则寖弛，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置锥之地。然犹不明说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迄于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始有契约文券。日渐一日，公田尽变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坏，天下纷纷互相吞并，而井田永不可复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时去古未远，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行。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蹙。
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每一家无论门阀贵贱，人口多寡，并以田十顷为则。有十顷以上至于千顷者，听令分析，或与兄弟子侄姻党，或立契典卖外人，但存十顷而止。或败亡而所存不及十顷者，亦听。十顷以下至于一亩者，许令增买，亦至十顷而止。宽以五年为限。如过限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顷外，并没入官。然官不归于公，仍将没官田召卖与贫民，所得田价，一半输官，一半给主，彼富者亦甘心而无辞。不出十数年，而豪强不治而自无矣。此法不惊民，不动，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使周公复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观布满天下，田业过于巨室，卒未能如会昌之并省废毁。而僧道恃无差发，因而广置田宅，侵夺民役，为祸不小。亦宜立限，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过十顷，中止五顷，下存二顷。有过制者，依上没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无加于此。以数千年未全之规，一旦复见于今日，岂非超古之事业，太平之盛观欤？惟左右之臣如丁傅等，恐妨于己，百端阻挡，有不得行焉！必须断以之，不间于谗，执而守之，克底于终，而后有所成也。惟圣朝其嘉纳焉！(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阅武状
取兵于民，最为近古，计户签军，乃国家之良法。亡宋弛于军政，用钱雇军，以有限之国储，供无穷之战役，遂至兵尽国亡而不可救，此可鉴之覆辙也。
国家自车书大同之后，诚偃武修文之时，既未尚文，又不事武，文武两失，非计之得也。夫治不可持，安不可偷，天命靡常，难保其长如一日。庙堂之上，习于安娱。辕门之中，恬于豢养。兵不知律，将不知兵，国不知将。一旦走檄传警，以弱将冗兵投之敌前，小出则小挫，大举则大北，何异驱市人而置之死地耶？
昔之为元帅，为万户，为千户镇抚者，皆是披荆棘，冒矢石，身经百战，万死一生，然后报之以此职名也。今子弟承荫，不为降资，是不忘其父而惠及其子，固见朝廷之厚德。然承荫者，例皆弱冠乳臭之子，着衣吃饭之外，他无能焉。忝赖世资，骤膺异擢，若再有军功，则以何爵赏之？夫兵，凶器也；夫战，危地也，岂可使不历事之小儿以当一面之重任哉？兼向出于海放者，今皆无军可管，虚担宣敕牌面，子弟亦复承袭，尤为冗滥，可尽减并也。军人自混一以来，久不知兵。昔之善战者，壮而老，老而死，所余今无几矣。都城之下，禁卫军卒，每岁雇替应役，来往，互换代名，甫谙兵事，又复还家，尽皆游惰之夫，岂识战为何事？外路镇守者，不闻兵革，不习骑射，升斗之粮，不了供应，汲汲焉买卖为生，为糊口赡家之计。各处军官头目，不思分镇军户及国家之士卒，而以该管军人为梯己之丁夫，或令报役私门，或遣营运远方，上失备御之谋，下夺农商之利，虽名为军，实与百姓等耳。似此之徒，使之临敌制胜，惟有束手就擒，虽千百不足以当一二也。
昔唐太宗引诸卫将卒习射于庭，谕之曰：「边境少安则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则为汝师，寇来则为汝将。」于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夫穿筑之事，自有民役。唐立租庸调法，每丁岁役二旬者，谓此耳。今后军官子孙宜择有器识才力者，比民官承荫之例稍优一等，待其久习战事，显立军功，然后复之以祖父之职。军户宜点其丁壮强悍者，永当官身，勿令交换，朝夕训习骑射，优其衣粮，更立赏格，以激励之。夫将不在多，兵不在。若训练之精，搜阅之勤，将为勇将，兵皆胜兵，孰有当其锋者？此事似缓而实急，长计远虑者所宜究心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马政状
古今立国，未尝怠于马政，盖以边庭守战之备，马不可缺，而车辇出入，百官拥从，及檄书交驰，邮传迭发，尤不可一日无也。
国朝开基以来，以牧放为俗，羊马之群，遍满谷野，生长草地，不假喂饲之劳，随意所用，如取中，是以出兵行师，所向无前，皆资马之力也。近年偃武之余，用马日少，故于马政不复介心。古者给价换马，已非长策，今乃刷马民间，尤为弊政。且南北之风土不同，生长于南者，则不禁其冷；生长于北者，则不禁其热，随其土产之宜而用之可也。若刷东南之马，以供西北之用，则立见其死亡耳。又兼牧于野者，安于水草，习于驰骤，以之临敌，易于鞭策。蓄于私家者，饱以刍豆，勤于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瘦弱无力，当矢石之冲，何济于用？朝廷失于计划，苟且目前，不循广马之成规，而行刷马之下策，虽曰和买，何异白夺？且刷马之政，出于亡金。其时邻敌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间，以应一时之急耳。堂堂天朝，不宜蹈袭亡国之遗辙也。兼刷至之马，实无所用，而民间之怨，皆归于国，甚非经久之计。今民间皆畏惮，不敢养马，延以岁月，民马已稀。万一国家急欲用马，何从而得？宜及闲暇，早为之谋可也。
唐初得牝马三千匹，徙之陇右，命张万岁掌之，蕃息至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及玄宗以王毛仲为内外闲使，东封之日，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此已然之明效也。今国家之地，数倍于唐，水草美处，尽在版图之中。择宜牧之地，各设牧马监官，给牝马，选用能吏，使专牧马之权，重之以职任，优之以俸禄，责之以成效，不十数年，马不可胜用矣。
向来家自为牧，衣食之资皆仰于此，取其余而用之，犹且不竭。今以全盛之国，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旧俗而行之，亦甚易事。何必以刷马为政，徒结怨于民间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因地震论治道疏 【篇名系编者所加。】
近睹朝廷庶政更新，广开言路，愚尝采摭二十余事，陈之省台，自谓言当乎理，事当乎情，可以少裨圣政之万一。而乃视为迂疏不切之论，为泛常虚调之行，外示容纳，内怀猜疑，展转数月，竟成文具。古人谓忠言逆耳，夜光按剑，良有以也。苟禄素餐，固可蒙蔽，皇天后土，岂堪厚诬？未几，八月初六之夕，京师地震者三，市庶恟恟，莫知所为。越信宿，而卫辉、太原、平阳等处，驰驿报闻者接踵，虽震有轻重，而同出一时。人民房舍十损八九，震而且陷，前所罕闻，迄今动摇，势犹未止，亦可谓大异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变迭出，而地震者纔五。国家自十数年来，凡三见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数数也。汉哀帝初，水出地震，李寻对曰：「四方中央，连国历州俱动者，其异最大。关东数震，未为大逆。近者之震，连西北数千百里，而东南亦皆摇撼。以古证今，未见若此之广且甚也，安得不谓之大异乎？」庙堂之上，谓宜朝不暇食，夕不安寝，思所以更弦易辙，为修禳息变之策，方且恬然自安，不以经意，何异乎依危幕而不知惧，履春冰而不自觉，世无是理也。必明其致震之因，而求其安震之道，则庶乎其可矣。
夫地道柔而静，无故而动，以为地之变，殊不知地无附丽，实依天之中，地亦气中之一物耳。先贤谓天形如子，天其壳也，地其黄也，日月星辰，黄外之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故天圆而独运于两间，一气周流，循环无已，则地得以遂其资生之性。若天运有一息之间断，而地不能自存矣。故其变也，为震，为裂，为崩陷，为水潦，为草木枯伤，皆由此也。如人之一身，一日一万三千五百息，周而复始，若一息不顺，则肉月闰肤蠕，壅而为痈疽，逆而为症瘕。故曰：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精损则形伤，盖必然之理。天为干为阳，君道也。地为阴为坤，臣道也。天运愆忒，故地道失常。验之于人，则知臣职之不举，亦由乎君德运量之未至也。《传》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二气交而成泰，一有不交，则变而为否。」
窃闻古者人君每日视朝，不遑宁处，故欲上意下达，下情上通，故能致天下于泰和之域。又闻古者凡遇异，必诏求直言极谏，冀有以补时政之不逮，达民隐之未知，故能感格天地，转祸为祥。今得奏之臣有限，而奏事之日甚稀。忧爱之忠虽至，而九重之邃不闻，君臣隔塞，情愫莫抒，是犹天地之气不交，安得不反泰而否乎？然则胡为天不示变，而独见之地震者？良由群臣不能顺承天地，下遂万物之情，故变见乎地，以深儆之，固已明矣。何以言之？尝观《汉史》，翼奉之言曰：「地变为阴气太盛，宜疏后党，亲同姓，出后宫，损阴气。」李寻之言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应妃后，中位应大臣，下位应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朝，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幸，或以言小人党盛，各因其时弊而指斥之耳。
以今日之人事观之，阃仪严肃，女谒不行。如吕、韦之专，赵、杨之宠，无有也。后宫列陈，名不盈数，如三千一万之充满，无有也。秉国钧者皆色目、汉儿，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僭奢，无有也。敷奏出纳，非省台不得与闻，未尝一事出阉官之口，如恭、显、鱼、程之专擅，无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宫墙殿宇，一安旧规，如阿房复阁之兴，楼船锦缆之侈，无有也。然则致是变也，既皆非此之故，则当归之执政大臣矣。
今大小政事，总于都省。有奏皆准，无言不行。意欲若此，君亦从其若此；意欲如彼，君亦从其如彼。不闻天子以己意强用一官，夺行一事，则官之不职，事之不举，是谁之过欤？不闻天子以私欲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则仁心之未被，德政之未敷，是谁之过欤？为执政大臣者，乌得以辞其咎哉？既得君，又得时，又得可为之权，亦可以有为矣。使不可为，则诿曰非我之过；使得为之，而安于不肯为，愚不知其何心？且近来朝廷所行，其忤天意咈人心者，殆非一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使能取弊政一整而新之，民心既顺，安知天意之不回乎？如：
直言所当求也。近虽容受陈言，可即行之，否即舍之，而乃反复议拟，动经旬月。议以为非，已同故纸；议以为是，亦成虚文；非时政之弊乎？
贤才所当进也。未闻朝廷因一言而知一人，由一能而擢一职，若非书尺转送，必须势援梯引，次则贽礼先容，贿赂取悦。舍此之外，不能无因而至前也。近闻廉察交章以荐者不少，使果贤也，既不任之风宪，亦宜陛之民职。省资台呈而至者亦多，使果有治效也，既不加以资品，亦宜赐之褒奖。今保在台者已成子虚，呈到省者亦化为乌有，非时政之弊乎？
选法所当清也。近吏曹铨拟，纵私逾甚；集贤翰林，乱保滋多。待除求进之人，接袂摩肩。不平之鸣，溢于闾巷。选法紊坏，日甚一日，非时政之弊乎？
官冗吏繁，所当减并也。近闻置局商度当否，犹豫半岁，竟已寂然。夫添一官，则为民增一害；省一职，则为民去一蠹。此理甚明，其事甚易，合存则存，合革则革，立谈可，正不用如此狐疑也，非近事之失乎？
刑赏所当明也。近闻采访使巡行各道，所断官吏，皆绝知识、失计置之徒。若稍有智力者，已望风先为逸罪之谋矣。潜形掩寇，必无逃理，建鼓求亡，谁不趋避？中以私情，纵放侥幸，脱免者何可胜数？大奸巨蠹，未尝少惩，兼巡历之广，阅人之多，岂非出类拔萃者，亦不闻荐一贤，为国家深长计。以言乎刑则未公，以言乎赏则未见，非近事之失乎？
俸禄所当均也。近增官吏俸米，通支粮二十八万余石。外任分给公田，多归于具员冗职；实勤王事，则不免乎号寒啼饥。内任虽曳紫悬金，立可企斯，而买桂炊玉，居甚不易。纵益之以升斗之粮，莫能禁其寻尺之枉，徒多费太仓之粟，实未得均禄之道，非近事之失乎？
怯薛所当裁减也。近奏准分拣，中外忻快，而各官掩护，力寝其行。良家有才无力之士，反不见取，军站杂色无赖之流，则当直自若，非近事之失乎？
奔竞所当息也。今求仕必须亲身，陛等必待营干，若朝市之近，山林之远，有闭户读书绝迹权门者，无得官之理，又非时政之弊乎？
法律所当定也。窃闻都城内外，近闻亦有强盗夜劫之风。且闻临清以东，河西以北，私酝私牛，狼籍官道，藐视官府，若无所禁，虽都下正自不少，外路概亦可知，是人心全无忌惮也，又非时政之弊乎？
风俗所当正也。京阙之地，教化所先，淫风大行，灭弃廉。南北之民，相习为薄，鬻妇贩子，绝恩离情。今天下皆急私而慢公，先利而后义，所关甚不小也，又非时政之弊乎？
物价所当平也。近来钞价贱，物价踊，昔值一钱者，今值一贯，物值钱而钞不值钱。若不改易钞法，增造铜钱，则民生之危蹙殆未已也，又非时政之弊乎？
学校所当崇也，而视为不急之务。往往求进者因朝廷不以为重，多不揆己而妄求，而朝廷亦以为轻，故不择人而准保。非惟主领失人，学校虚设，而选法之坏，士风之薄，亦职此之故，又非时政之弊乎？
备荒所当急也。近省部议行赈济，标散户帖，每石六贯五佰，放籴官米，每石一十六贯。百姓均为皇帝之子，而限以有无户帖之分；米粮均为皇家之公储，而自为高下价钞之异。如今年阙食，止数处耳，未足以言荒也。或有甚于此，更值连岁之歉，出有限之见管，应未已之长饥，将何以救之？每年海道运粮，幸赖洪休，安然得济。或遇不测之风涛，一岁所仰，没为泥沙，将何以继之？修举储蓄之条，置立义仓之策，执政者何不究心乎？
僧道当所抑也。而红帽黄冠，骈阗巷陌，二司头目，分布郡县。朝廷上下，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而官府士民，嫉之如仇雠，恶之如蟊贼。使能祈请而获福，禳度而免祸，必无地震之变矣。其为虚妄，显然可知。今一番异，则一番好事，异愈甚，而好事愈广。岂天地示儆之至，专为僧道布施之阶，执政者何不深省乎？贡举所当行也。虽尝形于诏书，终然付之埋没。今合朝官职，尽属吏员，其进身也，既不出于文学，亦不由于选举。问其吏，则不知民间疾苦；问其儒，则不通文理句读。十数年后，儒之类灭，欲求识一丁字者，亦无之矣。虽未至焚书坑儒，而不焚之焚，不坑之坑，其祸尤烈于昔。此事大有关于理乱之故，执政者何不垂鉴乎？
武备所当修也。今将帅重臣，皆承荫子弟，不经兵事之少年。军卒战士，乃互换替名，不习骑射之惰夫。一旦警生意外，驱弱将冗兵投之敌前，其为国家大计甚可忧也，执政者何无远虑乎？
赋役所当平也。如军站，既已出力当官，每岁租入，仅了支持。而匠户之贫窭尤甚，岂堪重并当差，饮恨吞声，有言莫诉。如儒户，虽无效劳，实关国体。《传》曰：「土之美者善养禾；君之明者善养士。」今儒人之二税既输，初无损于公上，但与除免杂泛差役，少安其心，庶见朝廷乐育人材之意可也。如僧道户计，隐占过半，仍复全免，深为不均。此事尤切于民，执政者何不动念乎？
民瘼所当瘳也。近年以来，存恤之诏屡颁，而举目乏雍熙之和；苛虐之政罕有，而比屋交愁怨之声，亦当思其所以然之故矣。今闾阎之下，田里之中，冤民抑事，丛如猬毛，虽罄南山之竹，莫能枚举而条陈。然疏远琐碎之务，安得一一上烦朝廷？而朝廷亦无以尽知之。故汉相平、勃于狱钱谷几何之问，而谢曰不知。蜀相亮罚二十以上皆身亲之，失于太察，盖谓其各有司存也。使路府州县牧民之官，任得其人，各尽所职，则凡可便益于民间者，自能尽举。若任非其人，纵其残暴，虽日严禁治之章，家至而户晓，亦无救于百姓也。故曰安民无他道，在乎知人而已。任贤去邪一事，尤为庙堂之急先务，执政者岂可尚付之悠悠乎？
凡此者皆致变之因也。究其所因而求其安变之道，亦无出于此。朝廷一举一动之间，神明在上，昭不可欺。能尽目前当行之事，则无远不通，无幽不格矣。昔陶侃谓禹惜寸阴，常人当惜分阴。今观大臣群僚，皆持禄顾望，相与依违。堂食既升，一日又了，务为浅者近者，不求其远者大者。暖衣饱食，乐以忘忧，不思在下之穷人饥寒所迫，度日如年，甚非易过也。近朝廷完议一事，至数月不得施行。终岁之间，宁堪几议？虽以司县不能为理，而谓负天下之寄可如是乎？万机之辐凑，如水之趋海焉。巨川三百，支流三千。奔忙杂沓，莫之能御。日夜泄之以尾闾，犹惧不蔇，乃欲持瓢抱瓮，区区以升斗计之，其不泛滥于中土者几希。休运难逢，良辰岂再？异至不应，将随之。失今不图，则后祸未可知也。常人之言曰：「地变因于天运，天子宜减膳撤乐。」今吾君之服御供馔，务从俭朴，虽大禹之恶衣菲食不是过；乐人如林，非大朝觐，而音律不入于耳。愚以为膳不必减也，乐不必撤也，但使通下情，责实效，内修己德，上应天心，则天地之气交，而万物咸通矣。常人之言曰：「地变应乎中位，大臣宜避位辞禄。」今都堂一新，隆膺委任，正是协赞扶危、鞠躬致命之时，当思体坤以承干，灭凶而致吉。愚以为位不必避也，禄不必辞也。但使庶事毕张，群贤咸集，百司尽职，万姓全生，凡可以竭臣道之当为者，无所不至，则妖沴自消，休祥自降，德合无疆，乃终有庆矣。
常人之言又曰：「凡变异之来，宜布新颁赦，减税放租，以安人心，以答天谴。」斯言无稽，必不可信。《传》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诸葛孔明之治蜀，绝口不言赦，而国以大治。若肆赦之频，徒以长奸贪，资盗贼，初无利于君子也。奸贪盗贼，乃覆载之所不容，因变而复赦之，宁不重神人之怒乎？《书》曰：「怀保小民。」又曰：「以小民受天永命。」盖天意所属，惟在小民。若减放之多，徒以继富，初无利于小民也。彼终岁勤动，仅食其力，户无税而官无租，纵除免天下十年之粮，而小民亦不沾分毫之赐。富豪乱，乃幽明之所同忿，因变而附益之，又非以重神人之怒乎？为此谋者，实无补于时政之阙失，是犹田舍翁适遭患难横逆，不知自返，遽修因果，以为禳徼福之计，亦愚甚矣。伏惟圣君贤相其拒之绝之。
介夫久随禁值，愧乏才资，厕名学官，粗偿书债，而拳拳愚忠，不忍目中之无人，遂吐平生之耿耿者。既揆情无所觊望，故出辞不避掁触。比见陈言不为少矣，立奇者则不切时务，希赏者则专尚贡谀，取合者则兴利以啖国，欲求其议论正大，识见高明，达变通时之士，盖十无一二也。昔人有言：「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愚虽未能自附于忠臣烈士之目，而夙昔所期，不肯多让。自度所言，诚有足采，不惧斧钺，再干天听。如以为可，则见之施行。国家幸甚，生民幸甚。(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