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眼巴前的利益不会长久,损失的巨大殃及到企业的效益,甚至危险到企业的生存,按理来说,无论做人还是做企业,有了错就要改,同样的错误不能一而二、二而三再犯。
2015年范思瑾出任劳务公司经理,有约半年时间都在处理劳务纠纷问题,根结几乎都出在挂靠承包人拖欠人工工资上,或连环转包,上家拖欠下家工程款,下家拖欠劳务者工资引起的纠纷和上访等,最终追溯到总包头上,那段时间涉案应接不暇,情形五花八门,归结为一点欠付人工费。
即便范思瑾在任期间,解决了一些陈年旧事,但也只能是酸梅止渴,缓解了眼前的困扰,并未从根本去除病根,因为这种开放式挂靠,必然是一切问题的导火索。
在劳务那两年,范思瑾在劳务纠纷上治理得当,形成了定式规则,从源头上极大地遏制和避免劳务纠纷的出现,有效地规范了劳务用工秩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和分歧。
到第三年初梁董事长又钦定范思瑾到集团法务管理部上任部长,称这是企业组织安排,本人应无条件服从工作调动,言外之意只有接受没有回绝的权利。
毕竟在职,没有任由个人选择的自由,范思瑾不情愿地上任了,对于集团的任命,他则表示没有把握能做好,口上那么说,到任后他还是拿出十分的工作热情,仅仅半年就处理完结了不少棘手的案件,可谓尽心竭力,任劳任怨。
即便他工作有了点成绩,并未因此居功自傲 ,在一个诉讼案中,企业聘请的律师已在二审中放弃上诉,而范思瑾经过审查相关资料,发现其中疑点重重,且有许多佐证资料系作假和伪造,不真实的证据不足以采证,推翻之前的判决具有胜算的可能,出于对企业负责的态度,他找到梁董事长,申明他的主张,强调半年申诉期快到了,一旦逾期,官司就彻底没救了,为此和总经理发生了争执,岂不知领导内心里已不报希望,决议放弃了。
在周六上午,范思瑾去公司找到梁总,称他可委托律师进行最后的申述,不料梁总当即免了他的职务,称要打官司就以包打的方式存在,赢了企业个人对半分,还答应在新工作安排前,维持现有工资待遇。
就这样为了尽可能挽回企业损失,他的提议不但未被积极支持,反而革了他的职。即便这样他还是委托了律师进行最后的申诉,自己拿了三万律师费。
当范思瑾被免了职,他反倒不关心官司究竟会如何,大不了三万块打了水漂,从此不再过问和参与官司走势,律师就是那么回事,赢与输都不影响她收取律师费,因为他已不在法务管理部任职,这个官司必输无疑,可惜了他对企业的一片忠心。
当杜斯达听到范思瑾愿自掏腰包替单位打官司,不解地说,”这是好事,怎么可以无视你的动机,若你说的是真事,难道还有这样的法人?”
我知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想收回是不可能了,范思瑾说,”杜总,我因为实心实意替单位着想,才提出自己先出资,赢了给我退回律师费,输了算我的,事情就是这样,我干嘛要撒谎?”
”官司最终结果咋样?”杜斯达问。
”我支付了律师费后就不管了,”范思瑾说,”我对梁董事长的做法气愤至极,心里升腾起无以复加的反感,心想输赢都与我何干,还有了变态的心理,认为输了比赢了好,你不是不怕输吗,那就输掉这场官司好了。我被撸职后,尽管支付了律师费,却一次不曾过问过官司的进展和动态,半年后获悉官司输了。”
”你心里没有不甘吗?有没有觉得不值?”杜斯达再问。
”我的’官职’只因我想把工作做好,当时只期盼能为单位挽回点损失,却招致倒霉的下场,我没有因自己的单纯和幼稚而捶胸顿足,更没有惋惜,跟领导拌嘴,就是挑战领导的尊严,知错又能如何,我认命了。”
”因为工作,和领导意见不一致也很正常,不属于抗命不从就不是大毛病,”杜斯达评价说。
”因为我得罪了梁董事长,”范思瑾心有余悸地说,”我的女儿也受到牵连,就她工作的事找过几次,结果都未给安排,他记仇,我没想到他度量那么小。”
”我听懂了,”杜斯达略有感触地说,”这里你肯定觉得很憋屈,终于退休了,可以撇开与单位有瓜葛,所以才不愿再给原单位干是吧?”
”可以说是吧,”范思瑾坦荡地说,”我在职期间可以拍胸脯说,没有做对不起企业的事,也不曾损害过企业的利益,我接手处理过的事情,没有留下什么罗乱,更没有让单位吃亏,到啥时候都敢堂堂正正地说,我尽到了职守。”
”去年要启动牡丹江’出水芙蓉’项目时你为什么还要极力推荐’达成’承接工程,这不符合有仇必报的心理,你是怎么想的?”杜斯达一针见血地问。”
”他不仁我不能不义,”范思瑾坦诚地说,”单位有我相识的同事,有我在企业三十年的情感,我不会把仇怨发泄给无辜的企业,说到这儿,你可能不相信我会不计前嫌,不相信我会忘记他曾对我的不公,不相信我会做出对’达成’有益的事,但我真的是想帮一下’达成’。”
”我问你,”杜斯达严肃地说,”依你看,’达成’还能发展吗?”
”我不是诅咒它,”范思瑾略加思索后说,”能维持现状就烧高香了,不是它不想有发展,而是失去了良机,赤手空拳怎么打天下,没有让人信服的资本,现在讲的是实力和正道。”
”哎呀,我有点为难了,”杜斯达说,”按我的性格,我是该有所动作,这事我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