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的改革除了经济复苏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的，比如说文教昌明，崇儒兴学，唯才是举，熔铸盛世之魂。

这是教育体系重建，也就是所谓的官学为骨，教化四方。

刘备在长安城南重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太学。

以大儒郑玄为祭酒，置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及律学、算学博士。

广收天下俊才，不限门第，在明德书院结业之后，便可经严格考核后入学。学生享受廪食，优异者可授官。

太学一跃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开始引领经学研究和思想风向。

同时朝廷诏令地方各郡设类似明德书院等书院类的“郡学”，由朝廷选派“文学掾”为校长。

各县设“县学”，乡设“庠序”（启蒙学校）。

教材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卢植、荀爽、陈纪、郑玄、蔡邕等人亲自主持编订【农桑辑要】、【律学启蒙】、【算经指要】等实用教材，强调“经世致用”。

郡县学同样提供一定名额的廪食生，寒门子弟得以入学。

鼓励乡绅、富户兴办蒙学（私塾），传授识字、算术、基本礼仪。

官方虽未设女学，但未禁止有条件的家庭延师教女。

为了保存书籍经典，刘备让人在未央宫内设立“兰台秘府”，作为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由蔡琰领衔，召集硕学鸿儒、青年才俊，大规模搜集、校勘、整理因战乱散佚的典籍。不仅收录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书地志、医书农书、乃至公输乾的【器械图说】、黄承彦的【机巧集】皆印刷成册，妥善收藏研究。

后来太学与兰台成为思想碰撞的舞台，儒家内部今古文经学融合趋势加强。

法家“循名责实”、墨家“兼爱非攻”等思想被荀彧、鲁肃、法正等务实派吸收融入新政。

道家养生、天文历算亦受重视，郑玄的经学注疏被奉为官方标准。

这之外就是对选官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人才上升渠道的垄断，逐步用科举取代察举，讲究唯才是举。

有些地方虽保留了察举孝廉、茂才等科目，但名额分配向边郡、寒门倾斜。

改良后增加了严格的“策论”环节（由尚书台、吏部统一命题、阅卷），题目紧扣时政、律法、农事、边务，考察实际才干，抑制清谈浮华。举荐者需对被举者负责，若严重不实将受罚。

对官员的考课制度方面，通过吏部制定了【考课令】，核心为郭嘉提出的“循名责实”。

对各级官吏实行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

考绩指标具体量化，分为户口增减、垦田数目、赋税完成、狱讼清平、学校兴废、水利修否、仓储盈虚、民风教化等。

考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升迁、重赏。中等留任或平调。下等降职、罚俸乃至罢黜。

考课结果张榜公布，接受监督。此制极大促进了吏治勤勉务实，寒门俊杰如蒋琬（荆州书佐出身，因劝课农桑、断案公允考绩上等，累迁至郡守）、费祎（蜀地小吏，因算学精熟、理财有方被征辟）等脱颖而出。

在边防策略上，为了尽快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刘备暂时按下了杀心，选择巩固边防、筑城练兵，羁縻分化的策略。

以公孙瓒为镇北将军，督幽、并军事，张辽为副。大规模修缮秦、汉长城及沿线烽燧堡寨。

在并州（晋北）、幽州（燕山一线）等边郡强力推行府兵制，精选健壮边民入籍为府兵，平时耕作，农隙集中训练，免其赋役，自备轻武器（刀矛弓箭），国家提供甲胄、重械（弩、长槊）及训练口粮。

形成一支亦兵亦农、成本低廉、熟悉地形的强大边防力量。

同时为了渗透胡人，在长城沿线开设了官方的“云中互市”、“马邑互市”等互市，严格管控铁器、弩箭流出，但大量输出茶叶、丝绸、盐巴、粮食、日用瓷器，换取马匹、皮毛。

对归顺的鲜卑、乌桓部落首领，授予伯爵称号，赐予印绶、财物，允许其子弟入长安学习。

逐步引导其定居、农耕，分化瓦解游牧联盟。

昭武九年，鲜卑大酋轲比能生存空间不断被汉朝铁骑挤压，被逼无奈之下，只能率部众内附，得封归义伯。

西陲与南境这边，太史慈等将剿抚并用，重点打击反复劫掠的部落，招抚愿意归顺的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