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的工作，往往到判决时就已画上句号。但程望习惯不画“句号”。他知道，在案件被记录进档案柜之后，还有很多“未能发声的人”，仍在角落里喘息。

陈蕊的名字，在媒体舆论中逐渐扩散——但远非全部真相被社会知晓。于是，他开始追问另外一个方向：

案件中的“观众”，是否在后来选择说话？

案件媒体报道后第二周，江州警局收到一封寄自本市南区的匿名信，落款是一个署名——

“s·y 教研组，一位目睹一切的沉默者。”

信中写道：

“我在她（陈蕊）失踪前几天，与她有过一次交谈。她没说具体是谁，只说‘有人在刻意塑造暴力’，她想举报，但不知道向谁开口。”

“我没有劝她，也没有鼓励她。我只是听着。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现在我知道，那故事是她自己的。”

程望将信递给雷涵：“她不是唯一一个目睹者。”

雷涵翻阅信纸，眉心轻蹙：“还有别人在现场，但选择了不介入。”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回声。现在的问题是——谁愿意让这些回声变成声音。”

在江州市教育纪检办内部调查报告中，警方调取了部分早期投诉材料，发现：

陈蕊本人曾通过内部信访途径举报过“宋维对其工作环境造成干扰”，但信访记录被注明为“无具体佐证”；

后期，其“个人心理评估”为“有应激倾向”，被建议休假，未受理后续书面投诉；

教研组例会中，数次记录提及“工作氛围紧张”“沟通障碍明显”，但无个别处理记录。

程望眉头紧锁：“一个健康的个体，在进入这个系统之后，所有求救都被归类为‘情绪问题’。”

雷涵低声：“她被系统定性了。”

“比被杀更早的，是她的话被当成了噪音。”

这让案件的意义不再止步于个体犯罪，而是暴露出一个组织失声、道德瘫痪的生态。

程望沉声说：“我们需要发出警告，不只是通报。”

案发第41天，许源通过律师正式提交上诉，但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对判决的实质性抗辩，而是在附带材料中留下了一段个人陈述：

“我知道法律已经判定我的罪。我不为此申诉。

“我只是想说一句——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人。

“她的强大，来自她对世界规则的信仰。可惜，我亲手摧毁了这个信仰。”

程望在办公室里读完这段陈述，久久未动。

“他后悔了？”雷涵问。

“不。”程望摇头，“他只是意识到，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猎杀。”

“而是他毁了一个比他干净得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