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们的吃穿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蒋并不满足于上述四条价值标准和八个原则，他又宣布了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他“教导”中国人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

蒋声称：“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把经过许可出版的有关“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的著作拿来和现在所知道的发生过的事情作一番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例如，霍灵顿·唐等人都没有提到“蓝衣社”，因为承认这个法西斯组织存在的任何说法都会损害精心树立的蒋的形象，他们力图把蒋说成是一个“民主”的卫士和一个当之无愧的美国援助的接受者。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表面上是交给了“青年基督教联合会”——这是一个不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要叫一个基督教组织去传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实上，礼义廉耻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蒋本人就是一个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传统主义者。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个混合没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国式的。

而“蓝衣社”确实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证据，这一做法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矛盾的。蒋强调古代道德标准，“八五原则”和“九十五条准则”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头脑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确切的最终目标。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反问，然后自己回答道：

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地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艰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作出牺牲。

1933年12月，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五个月，蒋曾解释道：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他不可能是无意识地作这番比较的。

然而，西方人对这次运动的描述却比较客观。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正式开始。当时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据粗略统计，参加者达10万人，代表142个组织。在江西省省长和教育总长的陪同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

他站在台上正要讲话时，看到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蒋用手指指着这个不幸的摄影师说：“看那个人！他就是典型。对这种人来说，运动的格言——秩序、整洁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摄影师赶快离开了会场。

南昌是首先从“新生活运动”中获益的城市。那次集会后一个星期，几千人在街上游行，他们高举五颜六色的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振奋人心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在3月17日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北平、广州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汪精卫还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为中国的国庆日，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时的汪、蒋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一致。11月30日，他们联合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第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将军韩复榘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他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

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1000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轻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他便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的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

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统一”，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 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

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们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崖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1) 此处数字不明确。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人数为86000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