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年间，在广陵射阳的一处书香门第中，陈琳呱呱坠地。

彼时的东汉王朝，表面上仍维持着大一统的格局，实则已暗流涌动。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间怨声载道，黄巾起义的烽火也在暗中酝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琳自幼便在家族的熏陶下饱读诗书，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

少年时期的陈琳，常流连于广陵的市井街巷，观察着百姓的生活百态。

他目睹了底层民众在苛政下的艰难求生，也看到了豪强大族的奢靡无度。

这些见闻，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

每当夜幕降临，他便挑灯夜读，沉浸在《诗经》《楚辞》的世界里，揣摩着古人的笔法与意境。

同时，他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也颇有涉猎，尤其钟情于法家的治国理念，这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灵帝末年，陈琳凭借出众的才学，经人举荐进入大将军何进的幕府，担任主簿一职。

主簿虽非高位，却是何进身边的机要近臣，负责处理文书、参与决策等事务。

此时的东汉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

宦官势力与外戚集团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何进作为外戚首领，意图诛杀十常侍等宦官，以夺回朝政大权。

为增强自身实力，何进竟异想天开地打算召并州牧董卓等地方豪强进京，以武力胁迫太后同意诛杀宦官的计划。

陈琳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立即向何进上书劝谏。

在谏言中，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将军您手握重兵，居于宰辅之位，若能当机立断，以朝廷名义诛杀宦官，名正言顺，必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然而，如今却要召外兵进京，这无疑是引狼入室。董卓等野心勃勃之辈一旦进京，局势将难以控制，届时恐怕会引发更大的灾难。”

陈琳的这番分析，切中要害，展现出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远见。

然而，何进却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陈琳的忠言逆耳。

最终，董卓应召进京，局势迅速失控。何进不仅未能如愿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杀，董卓趁机把持朝政，东汉王朝从此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陈琳虽无力改变大局，但他的这次谏言，却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也让他深刻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

何进死后，陈琳为避乱离开洛阳，辗转来到冀州，投入袁绍麾下。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在当时的诸侯中声望极高，麾下人才济济。

陈琳的到来，受到了袁绍的器重，被任命为记室令，专门负责撰写军中的文书、檄文等重要文件。

在袁绍幕府的十余年里，陈琳迎来了他政治与文学生涯的重要发展阶段。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成为袁绍的首席笔杆子。

袁绍的许多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都有陈琳参与其中。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与东郡太守臧洪因矛盾激化而兵戎相见。

臧洪坚守城池，袁绍久攻不下。

陈琳与臧洪不仅是同僚，还存在姻亲关系。

于是，袁绍便让陈琳写信劝降臧洪。

陈琳在信中，先是追忆了两人往日的情谊，接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劝臧洪认清形势，尽早归降袁绍。

他言辞恳切，情真意切，希望能打动臧洪。

然而，臧洪也是一位忠义之士，他对袁绍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坚决不肯投降。

他回信给陈琳，慷慨陈词，表达了自己坚守正义、宁死不屈的决心。

两人的书信往来，堪称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学辩论，不仅展现了他们各自的才华，也反映出当时文人的风骨与气节。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起，袁绍开始大举进攻公孙瓒。

公孙瓒占据幽州，兵强马壮，是袁绍统一河北的最大障碍。

陈琳不仅为袁绍出谋划策，还挥笔写下了着名的《武军赋》。

在这篇赋中，陈琳以华丽的辞藻和宏大的笔触，详细记录了袁绍军队击破公孙瓒的过程。

他生动地描绘了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戈矛若林，牙旗缤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