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有时很勤，三两天一趟，有时稀疏，但间隔最长也就半个多月。去时所做的事儿也很寻常，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到农贸市场买菜。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常常解个手就得耗费半个小时。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
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后来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这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厂子里，除了螺丝齿轮，再没别的可玩的了。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然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自行车，收音机，饭馆的冷柜，附近公社的农用机械，只要坏的不是核心部件，往往都能修复如初。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都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姚斌彬他妈倒不好说什么了，可厂子里却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现在是不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但该遵守的规矩还是得遵守。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焊条？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说句夸张的话，连灯泡儿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年轻工人中的时髦玩意儿，就连衣服都是质地粗劣的地摊儿货，有好多还打着补丁。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一张一张地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彬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公安机关高度戒备，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上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直接前往六机厂。下车绕过厂区，景象倒是基本如常，不同的是对外来人员的盘查更严了，连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别说皇冠了，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在这片宿舍里出现过。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还嘀嘀按了两声喇叭。他正想转身离开，就听见一片喧闹，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面色铁青，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捡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飞蓬，躬着驼背追上去，响亮地“呸”一声，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一声。伴随着“呸”，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这还让我怎么过？”
“你们算个屁领导。”
片刻追到车前，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滚在地上不起来了。两位领导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他们就像遇见了救星，大声招呼他过来“处理一下”。胖子不情愿地咂吧着嘴，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同时对领导们说：“撤退，我掩护。”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砰砰关门，仓皇而去。群众却也不追穷寇，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儿，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杜湘东才问：“刚才那是什么领导？”
胖子道：“厂长和书记呗。”
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吗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吗？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等问题，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未甚倒，但内囊早已尽上来了。尤其这两年，原先那些福利全部取消，工资也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可是厂里能欠着工人的，工人却不能欠着医院的，曾经有人把条子拿过去冲账，人家根本不认。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好几回，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于是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大张旗鼓地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就连杜湘东这代人，都认为一旦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承受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机关里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买了又不能浪费，哪怕天天挨骂，厂长也只能坐着……没准工人的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杜湘东默默离开，顺着楼梯往上爬。他的脚步益发缓慢，等站在姚斌彬家门口时，几乎踟蹰着不敢进去了。他不忍心面对刚被公家打了欠条的女人的脸。门没关，从布帘子底下看过去，姚斌彬他妈似乎正坐在桌前，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边。喘了口气，杜湘东终于还是走了进去，挤出一个久别重逢的微笑，叫了声“崔阿姨”。
姚斌彬他妈一颤，以一个中风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把桌面上的一叠白纸拢起来。那就是厂里的欠款证明了吧，一定还盖着堂皇的大红公章。杜湘东感到自己这么看着她，显得有点儿冷酷。于是他又踅摸起了家里积攒下来的活计：站立器有个橡胶扶手掉了，台灯的灯泡憋了，水壶里积了厚厚一层水碱……等一口气把活儿干完，桌面早已空空荡荡，姚斌彬他妈还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
杜湘东讪讪的，又要出去做饭，姚斌彬他妈却头也不扭地说：“你也知道了吧。”
说的就是欠条的事儿。杜湘东回答：“知道了，刚才还在楼下碰见厂长书记了。”
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再看脸上，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
杜湘东僵立着，半晌说出一句确实让自己倍感冷酷的话：“我是个警察，只管人犯没犯罪。至于为什么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然后说：“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第一次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他发呆，对面的女人也发呆。过了好久，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就别为我耽误工夫了。”
杜湘东笑了：“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
姚斌彬他妈也笑了：“那就说会儿吧。人总得说话，不说太憋得慌。”
随后，女人言语绵密，好像从记忆里扯出了一根线头，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过去总说姚斌彬，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说到了许文革的身世。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偏他和众人不同，积极得十分虔诚。除了会上喊口号，他还自学马列，读的是中央编译局的汉译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潮流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号召支援三线他就捐工资，上面鼓励造反他就自告奋勇组建了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儿算在了他的头上。因为并没有真打死过人，所以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越心痛，就越深陷于周而复始的自我折磨。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按当时的逻辑，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操作滚筒烘干机时被联轴节绞住了裤腿，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只留下一个许文革，不到十岁就变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里，学也不上，成天打架，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时间长了，厂里觉得是个祸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看见许文革可怜，便说：反正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带，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念到技校毕业，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久了，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
“都是命。”女人最后总结说。
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那些偶然失手的惯犯交代落网经过时，往往会感叹一句“都是命”。所长讲起在战场上有人冲锋在前却活了下来，有人躲在炮弹坑里却被炸飞了的事情，也认为那“都是命”。人抗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