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敬和菲尔茨来到码头边，弗里曼也跟了过来。

几人走后，远方营地的篝火变得黯淡，最终缩小成一点火光。

菲尔茨坐在湖边公园的长椅上，遥望茫茫的湖水，询问冷敬的身世。

得知冷敬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牌手，菲尔茨回忆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东方。

“大概四百多年前，我跟着一个意大利的传教士到过华国。”

“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他学习中文，和当地的数学家翻译了西方的几何着作，为东方引入了不少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在传教事业上，他对天主教进行了许多本土化改良，甚至让一些北京的大臣都信奉上了天主教，可以说非常了不起。”

“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真正的‘布道者’。只凭借凡人之躯，跨越千山万水，一生都在坚定地做同一件事。”

“我听说华国古代也有一些出使西域，或者到西方取经的志士，现在想想，这些人也是了不起的‘布道者’。”

“而马文用这些操弄人心的小伎俩就自称为‘布道者’，永远得不到我的认可。我会离开芝加哥，去一个他永远也找不到我的地方，绝对不给他控制我的机会。”

说完，菲尔茨捡起岸边的一枚扁平小石子，“嗖”地朝湖面扔去。

石子儿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水漂，转眼消失在黑漆漆的湖水中。

冷敬默默地在一旁看着，不知为何忽然想起了一段非常陌生的记忆。

菲尔茨说的那个意大利传教士，叫做利玛窦。

利玛窦在1582年抵达澳门，那年正是明万历十年。

同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万历皇帝迅速清算了他的家族和党羽，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被后世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开端。

以至于后来有人评价“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对于利玛窦而言，明朝时局的波涛汹涌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传教活动。

他先是在广东等地传教，用自鸣钟、万国舆图结交当地士族，在1598年一路北上到了南京准备乘船去北京觐见万历皇帝，却因为当时的抗倭战争未得召见，直到三年后的1601年才终于得到明神宗的批准进京。

通过这段意外觉醒的记忆，冷敬得知当时利玛窦并不是孤身一人在华国传教，教会给他配备了许多随从，帮助他在人生地不熟的华国站稳脚跟。

在这些随从里面，有一个叫做“阿奇德”的人。

这位阿奇德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个特长：

「不怕火烧」。

十六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大航海”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天主教会为了反对宗教改革更加趋于严苛保守，但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为了在华国传教，采取了“适应主义”的策略表现得相当灵活，甚至允许教徒祭祖。

阿奇德就是这种灵活性的另一个例证。

他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被捕，送到异端裁判所架在火上烧了一天一夜，毫发无伤。

消息传到梵蒂冈，教廷大为震动。

如果按照“猎巫运动”的奇葩标准，一个“巫师”如果被火烧死，那是因为巫师天生怕火。如果烧不死，就说明他是受到恶魔庇佑的“巫师”，罪加一等。

然而教廷从来没有真的遇到过有人“烧不死”的情况，为了对阿奇德做出“公正”的裁决，高级教士们开展了长达一年的激烈辩论，最终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阿奇德并非恶魔庇佑的“巫师”，而是受到上帝赐福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