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来自大楚其他州府，甚至是从西夏来的商队，也开始出现在雍凉的集市上。

他们带来了新奇的商品，也带来了不同的商业信息，进一步促进了雍凉与外界的交流。

而平西票号带来的改变，也悄然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农民们将多余的粮食卖给粮商后，拿到手的不再是沉重且真假难辨的铜钱，而是一张张轻便的票据。

他们可以将暂时用不到的票据存入票号，既安全又放心。

一些在外地做工或当兵的人，也可以通过票号，方便地将积蓄汇给家乡的亲人，免去了携带现银的风险和麻烦。

虽然对于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他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

但票号的存在，无疑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和便利性。

一个以平西票号为核心，连接雍凉内外，促进贸易流通，服务军政民生的金融脉络，正在快速形成。

雍凉的经济，如同注入了新的血液，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潜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作为这一切的擘画者和推动者，林羽的心中，却并未感到轻松。

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一个新的，也更为棘手的瓶颈，开始日益凸显出来。

人才。

是的，是人才的匮乏，尤其是能够理解并执行他新政理念的实用型人才。

这个问题，如同一个无形的枷锁，开始制约着雍凉前进的步伐。

他推行三三制，建立了讲武堂，初步解决了军队基层军官的来源问题。

他设立农务司，招募老农和部分愿意实干的读书人，勉强支撑起农技推广的架子。

他创办平西票号，从军中和讲武堂抽调人员，解决了初期的管理和运营。

可这些，都只是在特定领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策。

放眼整个雍凉的官僚体系，情况却远不容乐观。

林羽颁布的新法令、新政策，到了下面执行层面，往往就会变味、走样，甚至完全被曲解。

并非都是刻意抵制，更多时候，是因为那些负责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吏，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新政背后的逻辑和目的。

比如，在推广新农技时，一些官员只知道强迫农民改变耕作方式，却不解释原因，也不提供具体指导，结果反而引起了民怨。

在处理一些涉及票号的商业纠纷时，很多官员对金融运作一窍不通，判案时要么和稀泥，要么干脆就沿用旧的、早已不合时宜的律法，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在组织修建水利工程时，一些负责监工的官员，只知道催促进度，却对工程质量、材料配比、甚至基本的安全规范都一无所知，留下了诸多隐患。

这些官员，大多是旧体系下选拔出来的。

他们或许精通儒家经典，擅长诗词歌赋，懂得官场应酬。

但在处理具体的经济、工程、法律等实际事务时，却往往捉襟见肘，暴露出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