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也就更能领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师父在我面临绝境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得到了在厂子里继续干下去的机会。

可张芳芳是真的下岗了，每天在家里那不到40平方米的小房里唉声叹气。有时看着窗外树杈上的小鸟入神，一看就是半天。

她变得邋里邋遢，她变得丢三落四，眼里的光泽也渐渐消失。

于是我百般宽慰她，说下岗对她来说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有了在家安心养胎的机会。

她一点不领我的情，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关宏军，你别猫哭耗子，要不是师傅帮你，你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我养胎？我养什么胎，我还不如现在就打掉这个累赘。”

看我不作声，她不认为那是我在忍让，反而觉得我是在用无言和她对抗。

于是她开始撕心裂肺地嚎哭，用拳头不住捶打自己肚子。

边哭边喊着：“关宏军，你个臭流氓，你在学校就耍流氓，来到厂里又和我耍流氓。你趴在我肚子上风流快活，让我来遭这个罪。”

此时的她披头散发，再也看不出当年还是我“师姐”时的干净利落劲，当然更看不到她眼里曾经对我的欣赏和仰慕，取而代之的全是厌恶和憎恨。

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什么改变了她？我想实在不通，也猜不透。

我想起了奶奶在我小时候的一句话“不知道是谁错了，那就是你自己错了。”

看来，这应该都是我的错。

我站在屋子里狭小的空间里，开始疯狂地用手掌扇自己耳光。

啪啪的声响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由怨恨转为吃惊，又由吃惊变为心疼。

她蹦下床来，一把拽住我的手，拱进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那天晚上，她缠着我非要做那件事。我纠缠不过，只好轻手轻脚的满足了她。

听着她轻轻的鼾声，我看着窗外的那轮残月，没有心潮澎湃，反而出奇的平静。

在生存面前，我选择了卑微的苟且和妥协。生活就像一杯清水，已不奢求里面溶进红糖或白糖。

听到我这段经历，唐晓梅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张芳芳也是一个可怜人，她也只想要一个自食其力，温饱有余的平凡生活。但大时代打碎了她的梦想。

2000年3月，在初春这样一个寒风料峭的季节里，我的儿子关宁宇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初为人父，我心里有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儿子生不逢时的慨叹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芳芳月子里的营养，儿子的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后都要用钞票来换取。

而此时还没下岗的我和下岗已经没了什么区别，厂子里已经三个月没开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背着张芳芳到厂部提出了下岗申请。

辛科长依旧那么热情，但再也换不来我的起码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请书放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点点头，拿着官腔：“关宏军，我没看错你，你觉悟很高，带头为厂子排忧解难，值得表扬。你的申请通过了，你去隔壁办一下手续。”

我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不是我觉悟高，是你们觉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对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话：“年轻人，就算我也下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润，因为我已经足了。”

他说得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一句真话。

我用口袋里仅有的四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轮车，每天到家具城门口靠活。

只要看见主顾，等活的这群人就会一拥而上，连喊带叫地互相压价，没揽到活就又带着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这群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没几个人懂得市场规律，他们只能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讨着旱涝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计。

更严重的是这支队伍在日渐庞大，不断有新人加入。

于是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工友们，咱们都是下岗工人，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再这么互相压价，根本赚不到钱。你们当中有几个今天一趟活也没干的？”

人群里有一多半举起手。

“看看，这就是咱们不团结的后果，咱们干不上活饿一顿半顿没关系，可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