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还有几天开学时，我收到了一封本埠平信。

村里帮忙跑腿的二胖，负责把邮递员送到村部的书信、包裹再分送到各家各户。

一天傍晚，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送来了一个贴着一毛钱面值邮票的信封。

我接过信，用虚弱的眼神瞥了一眼信封。寄信人一栏用钢笔写着娟秀的三个字：何雅惠。

我的眼前一亮，只感觉到血向上涌，心脏按捺不住狂跳。

恼人的二胖在这不恰当的时机竟然和我索要信封上的邮票。

据他的说辞，一毛钱邮票是本县内邮信的邮资，贴两毛钱的才是外地的信函。

起初对我收到来信这件事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父母，立即聚拢到我身边，用询问的眼光盯着我看。

在他们的认知里，本县内谁有事互相捎个话该有多方便，谁还会花钱买张邮票寄封信。这不是冤大头，就是其中另有隐情。

我在心里骂了二胖祖宗十八代，但脸上仍然装作若无其事，撕开信封，抽出信瓤，没好气的把信封撇给了翘首以盼的二胖。

我在父母的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不把这封信展开，那必然意味着我心有鬼胎。

我欲盖弥彰的解释，这一定是哪个同学迟到的拜年信。

我嘴上虽然很硬，却难免心中忐忑，用颤巍巍的双手展开了信纸。

信里的内容让我紧张的父母长舒一口气，却让我沸腾的心瞬间冷却到了冰点。

信纸上赫然是一道代数题，题的下面附了短短几句话：关宏军同学，这道题困扰了我很久，实在解不出来。听说你数学很好，麻烦你帮忙。谢谢!

母亲用嘴巴发出啧啧的声音，欣慰地对我说：“儿子你出息了，同学都写信来向你请教问题，你可不能骄傲，要好好学。”

我含糊的应了一句，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

当天夜里，听着父亲沉重的鼾声，我失眠了。

我遇到了一道难解的题，绞尽脑汁也猜不出她写这封信的用意。

若干年后，我和现任唐晓梅闲聊时提起了这件事。

她笑得前仰后合，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关宏军你情商真低。这个女孩分明是在向你示爱，又害羞说不出口，用了这么笨的方式。”

她分析说：“其一，两个素不相识或泛泛之交的同学会在假期写信吗？这是关系不合理；其二，她没有必要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问你数学题吧，这是需求不合理；其三，从关系不合理和需求不合理引申出来的就是动机不合理。”

最后她不容置疑地说：“她即使没爱上你，那肯定也是喜欢你。”

听到她的分析，我有些恍惚，也许那个年代，或许那个年纪，大家都是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表达的本身就是不便表达。

我没有回信，因为我算了一下，写好回信，再到乡里邮局寄给何雅惠，等她收到回信，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封回信。

那天后，我对开学从来没有过这样期盼。

我的蠢蠢欲动被母亲看出了端倪，她用告诫的口吻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当着二胖的面我没说你，给你写信的肯定是一个小姑娘。哪个小小子的字能写那么好？帮助同学，共同进步是好事，但千万不能早恋，耽误了学习你会后悔一辈子。”

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妈妈的话竟一语成谶!

8年后，在我的第一段婚姻走向毁灭的倒计时阶段 ，前妻张芳芳痛哭流涕地数落我：“关宏军，你当年在高中如果不胡搞，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好大学，今天我和儿子也不会跟你遭这么多罪!”

她说得对，按当时我的潜力，考到北京、上海也许不是痴人说梦。

她说得也不对，如果我考到北京、上海，还怎么可能有机会和她相遇，结为夫妻呢？

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悖论。

话题扯远了，再说回1993年2月28日开学的那一天。

我早早的等在高二、三班的门口，翘首以盼她的出现。

上课铃声响了，她没出现。

第一节课下课，我透过窗户，在嬉闹的同学中也没有看见她的身影。

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

总之，她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浑浑噩噩的混到下了晚自习，我在厕所里堵到了高二、三班的史平松，他神秘的告诉我，何雅惠奶奶病了，他爸爸休了假，带一家人回湖南去看她奶奶，人还没回来。

接着他鄙夷地对我说：“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们班里副县长的儿子追她都被拒绝了。人家何雅惠可是军官的女儿，听说她将来要考军校，怎么可能和你一个农民的儿子谈恋爱。”

我在弥漫着又骚又臭空气的厕所里凌乱了。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身份差距带给人的那种沉重压抑。

等我再看到她时，已经是开学十天后的事了。

那天上晚自习前，我同桌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用眼神示意我向教室窗外看。

我透过窗户，看见她在向我招手。

我脸臊得通红，因为班里同学都把目光投向了我。

不知谁吹了一个极富挑逗意味的口哨。

又不知谁喊了一句：“关门向左，有人找你!”

接下来，教室里哄堂大笑。

我在嬉笑怒骂声中，夹着尾巴跑出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