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鸡叫三遍的时候，杨一木便起了床。

他随手扯了张旧报纸，包了几沓粮票，用袋子裹好揣进怀里，准备进城。

出门的时候，又特意叮嘱老板娘，这几天他会一直住在这里，房间不用打扫，等晚上回来再一起结账。

这家旅社位于城郊结合部，属于“三不管”扯皮地带，反倒比城里安全些。老家暂时不想回，来回也不便。虽然这两年开放多了，但是做生意还是要小心，何况他这种生意……搞不好得挨枪子。

进了城，杨一木直奔城南菜场，那里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地下粮票交易市场，又称“粮票黑市”。

到了那里，天色尚未大亮，朦胧的光线将周围的矮屋景物映得影影绰绰。

早到的小贩已经摆好了摊，叫卖声是肯定不会有的，毕竟这还是个“投机倒把打游击”的年代！

杨一木花了二斤粮票，在包子铺换了三两包子，匆匆吃完，又要了一杯开水喝了一点，就赶紧占好位置。

后世香港电影那句“如果那个人做事不专心，又看着你的话，他就是警察！”

如果换到杨一木的身上，那就是“如果那个人摊子前啥也没有，又看着你的话，他就是粮票贩子。”

这年头，粮票是硬通货，没有它，出门寸步难行。要是赶上红白喜事，还得去粮管所申请“周转粮证”，借粮食应急。

可借了粮食，怎么还呢？

总不能日子不过了，全家喝西北风去。于是，黑市成了唯一的出路。

天慢慢地放亮，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买菜的人也多了。

他转了一圈，看到不远处有个小伙子老神在在蹲在那儿，一声不吭，光是抽烟，看样子像是同行。

走过去一问，果然如此，又问了下价格，心里有了底。

“大姐，您是出差还是办事？我这儿有全国票和省票。”好不容易看到一位大姐在他摊前驻足不走，现在不卖瓜，要等到什么时候。

“什么价？”大姐问。

“全国票二毛三，省票一毛八。”杨一木笑着回道。

“这也太贵了！我家里头五一给儿子办喜事，要得多，一毛六行不行？行的话，给我200斤。”大姐讨价还价。

杨一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他都做起了二分钱的算计，越想越没劲。

上辈子自己回老家后，先在乡中教课，教了一年，据说误了不少弟子，被发配到校办厂，半死不活拿份工资。

校办厂主要生产粉笔套这类小玩意儿，用废纸卷成的圆筒，套在粉笔上，防止粉笔灰弄脏老师的手。

整天和一堆老娘们打交道，杨一木满心失落，整天无精打采。

生活还得继续，浑浑噩噩一直混到一九八七年。

那年他弟杨二力相了门亲，家里原指望他给出把力，可他连一千钱都拿不出，最后全靠老娘觍着脸四处求人。

为这个，二力一直抱怨他这个做大哥的不帮衬弟弟。

杨一木苦恼了好一阵子，后来才想明白了。

这年头端公家饭碗的瞧不起小商小贩，实不知此时不过都在囚笼里跳舞而已，自己那点工资根本不靠谱，别说家里就连他自己也指望不上。

用后世的眼光再回头看，没啥意思，死熬死守着这份旱涝保收的工作，却错过了这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年代。不甩掉铁饭碗这个包袱，根本不可能赚更多的钱。

直至那时，他才大彻大悟，发誓不再胡混。

先是办了停薪辞职，找校长承包了校办厂，改做起了包装生意，接着涉足食品加工，将产品卖到了棒子国、矮子国。

一九九二年，他开始涉足供应链管理，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进入餐饮行业，凭借独特的菜品和优质的服务，将分店开到了省城和沪市。新千年后，他试水连锁经营领域，不久就形成了覆盖多个城市的餐饮网络。

想不到一场sars疫情，击垮了他所有的梦想。苦苦维持了几年，还没翻身，又是一场金融危机，他的资金链断了，终于撑不住了。

想他一生风光过，也落魄过……

“大姐，还没开张，赚个一两分的跑腿辛苦钱，真不赚你钱，就图个顺当。”

杨一木麻溜地数了200斤省票，用橡皮筋捆好，又额外拿了四张五两粮票递过去，说：“大姐，这是200斤省票，一共三十六块钱，我这多给你几张，就送你了。你要是有熟人出差办事，回头帮我介绍介绍。”

“你这小伙子生得文绉绉的，倒是个做生意的料，说话也中听。”大姐接过粮票，数了数，满意地付了钱，转身离开。

第一单生意成交了，杨一木绷着的神经也松了下来。

后面的买家大部分零碎过来的，几分几毛、鸡零狗碎的没什么劲，人家多要了一张两张，杨一木也不跟人家计较，大大方方就给了。

做生意嘛，都是上赶子的。

这边人一多，那边原本在谈生意的人也凑了过来，哪怕让个一分二分，也装作没听见，直奔杨一木这边。

偶尔会围过来几个农民模样的，提着鸡蛋或者自己抓的河蚌、鱼虾要来换，都是鲜活的。

农民是没有粮票的，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

改开后，安州这地界农村经历了联产到组，包产到户，一九八三年才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真正的包干到户。

眼下，富平这边还处于联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过渡期，一季麦子，一季稻，两稀一干搭点红薯干，粮食勉强够吃，但孩子多、壮劳力少的家庭粮食就不够吃的，还得另外想办法。

有些聪明又胆子大些的就拿着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或者自捕的鱼虾，跟城里人换吃不完的粮票，再用粮票加钱去买细粮拿回农村改善生活。

日上三竿时，杨一木手里的两千斤粮票还剩不少。

但他不敢卖了，像在富平这种小县城倒卖二十四类并不多见，但倒卖粮票就在抓与不抓，毕竟还没有法律明确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何况，他的粮票数量这么大，又是来路不正，从坟洞里扒出来的。

别给打草搂了兔子！

他也不敢在大街上明目张胆，细数卖了多少钱，匆匆收拾好东西，赶紧往回赶。

走到半道，又热又渴，找了个没人的树荫下坐着，从怀里取出钱袋，掏出一大把钞票，还有粮票。等一张张理好，又过了个大数，粮票还剩不到八百斤，手里多了二百二十九块三毛。

才三百不到？

杨一木心里不免有些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