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一人一辆自行车，进行各自片区巡查。

如果遇到乱扔垃圾的就进行教育。

屡教不改，就进行罚款处理。

不罚款，就让曾阿牛等人出面。

当然，也可以以工代罚款。

例如，去打扫卫生等等。

而除开卫生状况外，就是负责疏导因为人流量太大，而引发的争吵。

人和人之间，是一定会有争吵的。

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这些大妈就负责去劝解。

三人一组，一般的吵架之类，都能得到解决。

至于说有人不讲理，那可不要低估这些农村大妈的战斗力。

三人一组，哪怕是对上一名成年男子，三个大妈要真撕扯起来，都能让一名成年男子认怂。

她们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那都是干了几十年农活的大妈，一膀子力气，又是三人一组。

而且随时四周还有其他组的成员可以增援。

毕竟，渔民村就那么大一点。

虽然说，现在渔民村社区，占地10平方公里。

但是六组人放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就是16平方公里一组人。

有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很快就能增援。

当然了，真要对方行凶，那就不是大妈们的事了。

那就是曾阿牛等人的事了。

警棍，电棍一起上，没有人扛得住。

如果对方动武器了，那曾阿牛等人就动枪了。

ak47，还有港岛飞虎队的mp5a3，这自然不能用的。

那用了，会很难解释。

但是猎枪可以用的。

这也是辖区派出所，在他们连续抓获了两名重大的外省逃窜人员后，给他们的一个临时特权。

就是一旦犯罪分子动用危险武器，在他们抓捕时，是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的。

这个必要措施，就包括了打猎用的猎枪。

虽然猎枪不能和ak47比，但是对付一些持械行凶的够了。

一切，都如往常一样。

但是，随着三个人，当先一个老人，精神抖擞地过来，今天不再是寻常的一天。

今天注定会被渔民村人铭记一辈子。

那位老人家来了。

1979年 8月 20日，蝉鸣如织，渔民村的石板路上浮动着咸腥的海风。

陈暮站在工地不远处，不时眺望着鹏城的方向。

忽然，三辆黑色轿车驶来，远远停下。

前排车门打开，一位身着这时代特有的浅灰中山装的老人在随行人员搀扶下稳步下车，身后跟着两名保镖和一位抱着公文包的中年秘书。

老人摘下墨镜，目光扫过巨大的工地现场不远处“渔民村治安岗亭”的木牌，嘴角扬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这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大名鼎鼎的‘万元户村’？”老人的声音虽然浑浊了点，却清晰有力。

他抬头望向村口高悬的“劳动最光荣”横幅，目光落在横幅下正在给自行车打气的曾阿牛身上。

曾阿牛穿着草绿色治安制服，腰间皮带上挂着警棍和生锈的手铐，正踮脚给自行车链条上机油。

听见脚步声，他抬头看见老人慈祥的面容，慌忙立正敬礼——大盖帽险些滑落，露出鬓角未剃干净的胡茬。

“同志，这岗亭每天能处理多少事？”老人背着手，饶有兴致地盯着岗亭墙上张贴的《治安管理条例》，其中“偷摸扒窃者，先教育后罚款，屡教不改者交派出所”的条款用红笔圈了又圈。

“你，你是领导吧？鹏城的领导？”曾阿牛愣了愣，他做这个治安队长，有些日子了，平常也去辖区开会，也见过一些领导，大多都是这派头，就是没有眼前这老人有气势。

“什么领导不领导，大家都是同志。”老人家呵呵一笑。

得，听这话，一定就是大领导了。曾阿牛喉咙咕咚一声，放下手中的机油壶。

“昨天刚抓了个摸工人钱包的二流子，关羁押室里审了半宿，今早才送派出所！”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补充，“那小子偷了三张十元大团结，够买半头猪了！”

老人点点头，目光转向远处的建筑工地。三栋正在崛起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刺破天际，脚手架上的工人如蚂蚁般攀爬，高音喇叭里传来《社会主义好》的激昂旋律。

曾阿牛顺着老人的视线望去，胸脯不自觉地挺得更直——他参与了工地的夜间巡逻，知道这几栋楼将来要装“会自己上下的箱子”（电梯），顶层还要停“铁鸟”（直升机）。

穿过用竹席搭建的工地大门，迎面撞见戴着草帽的老村长。

他正蹲在沙堆前，用旱烟袋指着图纸上的红色标记，朝包工头大声嚷嚷：“哥哥仔村长说了，这地基得抗住十级台风！你要是敢偷工减料，老子把你扔进海里喂鲨鱼！”

“老村长，这位同志想看看楼房。”秘书上前轻声提醒。

老村长抬头，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他以前那些年，走南闯北，四处当标兵，抓资本主义尾巴时，偶然间见过这位。

却不曾想，这么多年过去，居然还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