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是想死，而是军规铁律容不得半点侥幸。

战时只要千夫长阵亡，无论护卫队是否力战，所有人都会被处以极刑。

先被剜去双眼，再被挑断脚筋，最后会被赏赐给低级个体，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皮肉被啃噬殆尽的剧痛。

在任何具备智慧与阶层体系的族群中，争权夺利本就腥风血雨。

严苛的军规正是为了杜绝下属借敌人之手铲除上级的可能，用残酷的惩戒维系着脆弱的权力平衡。

唯有让背叛的代价远超想象，才能暂时压制住潜藏在每个个体心中的野心，确保群体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至于分崩离析。

千夫长踹开脚边抽搐的尸体，喉间发出浑浊的嘶吼：\"让后卫部队从两侧山脊迂回包抄！\"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战术，是因为正面硬撼无异于自寻死路。

人类在中央部署的装甲力量，其厚重的钢板与轰鸣的炮火足以撕碎任何正面冲锋的个体。

而两侧山体虽布满荆棘与陡坡，却能避开坦克的直射火力。

当感染者从高处蜂拥而下时，既能利用地形俯冲之势增强冲击力，又能迫使人类分兵防守两翼。

中路持续施压，则能牵制住中央装甲部队，让其无法及时支援两侧防线。

两名特感立刻躬身领命，其中一只撞开挡路的感染者，跌跌撞撞地传达命令。

这支感染者部队也并非正规军团，而是一支新组建的偏师。

其主力由刚刚转化而成的士兵构成，队伍中还夹杂着小部分渡江而来的低级个体加特感。

然而，就连作为指挥官的千夫长，也搞不清楚这支偏师的确切人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量绝对在3000只以上。

作为渗透部队，它们肩负着追剿溃兵与深入敌后的双重任务。

正因如此，武器装备极为简陋。

很多低级个体手中的武器不过是军用匕首或刺刀，身上勉强套着破旧的防弹衣。

最前排的个体甚至连简易的木制盾牌都没有。

毕竟兵贵神速，如同德军的闪电战，一旦撕开防线缺口，便不会固守，而是一路推进。

先头部队当人肉钻头，后面的踩着同伴尸体扩大缺口，就像群永远喂不饱的蝗虫，啃完一地血沫又扑向下个目标。

“张哥，张哥，感染者分兵啦！”臭虫拼命大吼，扣住机匣盖卡扣，利落地掀开，右手熟练地抽出空弹链。

这套动作在张涵监督下反复练了十几次，肌肉记忆让动作行云流水。

“我他妈知道，赶紧换弹。”张涵用力拍了拍耳朵，震耳欲聋的枪声让他脑袋嗡嗡作响，眼前甚至泛起阵阵白芒。

伏击的初期还算好，感染者吃了没侦查的亏，在密集火力下横七竖八躺了三百多具尸体。

可现在两侧山体枯枝断裂声与嘶吼声混在一起。

那些怪物贴着灌木和岩石快速移动，子弹穿透枝叶后不是偏斜就是威力大减。

“重机枪组，移到右侧！压500米外9点钟方向！”少尉半跪着蹭到张涵身边，他想伸手指示方向，却在半空僵住。

两天前的夜战中，他的副排长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手臂被流弹直接削断。

最后只能微微颔首，用下巴示意目标方位。

“挪、不、开！有…这…时间感染者…早冲上来了！”张涵扯着嘶哑的嗓子，每说一个字都要被枪声割裂，“在这儿打！我调整射界，臭虫给支架垫沙袋！”

“就按你说的办，赶紧压制。”少尉急挪两步，钢盔边缘刚探过土坡棱线就缩了回来，接着心急火燎的喊道。

全排家当只有一挺重机枪、两具反器材火箭筒，加上27名士兵。

在这个距离上，只有重机枪能持续压制，步枪的中间威力弹在400米以外，杀伤力会大大衰减，而火箭筒必须留到关键时刻。

比如对付那些能掀翻装甲车的巨型感染者，或是挡在防线前的尸潮“闸门”。

两侧山体上分别布置了大概1200到1300名士兵，依托临时挖掘的散兵坑和石块构筑防线。

中间的道路因为部署了装甲车等重火力，只安排了不到1000人。

而剩余的600人则是在山谷后方的汽车中待命，高层说是当做预备队。

可私下都在说：“预备队？我看是"预备跑路队"！”

“铁壳子停得比装甲车还靠后，子弹还没长眼，他们的倒车档倒先学会认路了！”

“等阵地守不住，人家方向盘一甩，扬尘都能把咱们埋了，官大一级，跑起来都快三分！”

但从人性角度看，这种猜忌与现实的割裂，其实早有先例。

军官掌握着更全面的战场态势，当防线缺口已撕开五公里，选择保存有生力量后撤，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存本能。

历史上类似的困局屡见不鲜：斯大林格勒战役初期，德军攻势凶猛，苏军指挥官为避免部队全军覆没，也曾秘密规划撤退路线，即便表面仍要求士兵死守。

淞沪会战中，部分部队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碾压，提前安排预备队随时接应后撤。

这种\"保存实力\"与\"背水一战\"的矛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更为典型。

英法联军将数十万兵力从即将合围的陷阱中撤离，虽被指责\"抛弃阵地\"，却保留了日后反攻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