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

地主和士绅阶级最喜欢的就是灾年。

普通自耕农抵御自然灾难的能力差，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度过灾年。

能帮他们的首先就是地方官府。

但

很多地方官员会想办法隐瞒不报，甚至丧事喜办，把灾年说成丰年。

因为当时的人比较迷信。

认为天灾是人祸造成的。

哪里出现了天灾，就意味着那里的地方官治理有问题，追究起来地方官要负主要责任。

其实不仅官员如此，皇帝亦是如此。

以明英宗为例，正统四年京师一带天灾不断。

明英宗为此下了罪己诏。

实际上。

有明一朝的罪己诏共有有二十七份。

数量最多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有六份罪己诏。

其次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代宗朱祁钰，他们各有五份。

英宗，世宗和神宗各有两份。

惠帝，宣宗，宪宗，孝宗和武宗各有一份罪己诏。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官员不敢如实上报灾情。

就算如实上报，开仓放粮也需要手续和时间。

灾民根本等不及。

于是百姓们就只能求助于有存粮的地主和士绅。

面对主动找上门的灾民，地主和士绅并不会像影视剧中一样对殴打驱赶灾民。

相反的是。

他们会连夜开设粥场，赈济灾民。

他们每天只会供给灾民少量的稀粥，吃饱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至于饿死。

当消息传出，附近的灾民会蜂拥而至。

这时候地主和士绅才会露出真面目。

他们会劝说灾民，让他们用土地换取粮食。

灾民不同意？

好！即日起停办粥场。

灾民们本就没多少存粮，为了来这个粥场，所剩不多的粮食也在路上吃完了。

粥场一旦停办，他们既没有存粮果腹，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他们去别的地方求生。

况且。

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会丧失所有理智和自尊心。

别说土地了，就是妻儿和自己的性命也都可以成为交易的筹码。

于是地主和士绅们便轻而易举，且合理合法的完成了土地兼并。

而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只能给地主和士绅当佃户，或者依附地主士绅，成为奴仆。

佃户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收入的五成要交给地主。

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要交田赋。

（明代不同地方田赋税率不同，以杭州府为例，田赋税率最高为百分之十，最低的地方税率仅为百分之三。）

这还没完。

剩下的钱既要养家糊口，还要交名目繁多的徭役。

当时粮食亩产本就不高，剩下的存粮勉强养活一家人。

一旦遇到灾情粮食减产，佃户为了活命只能向地主借粮度日。

由于天灾不断，导致佃户的负债越来越多。

矛盾也越积越深。

于是农民起义爆发了。

为了平息暴乱。

崇祯一方面派兵围剿，一方面通过免除赋税和徭役缓解矛盾。

紧接着大力推广抗旱抗旱的农作物，同时在地方组建监察官员的机构。

在这些因素外加旱灾缓解的情况下，起义的农民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