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到保山,飞行直线距离都要八百多公里,全程五个半小时。
——刘念儿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
因为极度的紧张,她的脸最初像被人打了一样,火辣辣的疼;头皮也疼,全身骨头缝好像都疼。
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这种疼痛逐渐退去,人却也开始变得麻木。
听不清声音,也看不清东西,整个世界像泡在一层黏浊的玻璃胶里,只剩一层灰白色的影子。
而在这些来来往往黯淡无光的光影和声音里,唯有崔曜的身影是清晰的。
他一直用强壮有力的身体支撑着她,拉着已经头晕脑胀、辨不清东南西北的她穿过广阔的机场,拉着她过安检,拉着她上飞机。
最后,崔曜给刘念儿扣好安全带,把用功能饮料泡软的面包塞进她嘴里,在她呛咳出眼泪的时候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说:
“念儿,你要坚强。镇定下来,要吃东西,保存体力。”
“你爸爸没有别的亲人了。他现在只有你。他需要你,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眼泪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又酸又苦。刘念儿用力嚼着面包,紧紧抓住崔曜的手,仿佛那是突然涌来的苦海里唯一的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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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落地在家乡的一刻,刘念儿好像终于恢复了所有的知觉,开始敏锐起来。两人紧赶慢赶地冲出机场打了个车,直接向着医院而去。
他们赶到医院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医院走廊的灯光白得近乎刺眼。一个瘦小憔悴的妇人坐在icu蓝色大门前的座位里,身型有些佝偻。刘念儿飞奔过去,喊道:
“黄阿姨!”
“念儿!”
听到她的声音,黄素兰好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瞬间从座位上弹了起来,面露激动之色。刘念儿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急切地问道:
“我爸爸呢?他怎么样了?”
“你爸爸他,他还活着……”
黄素兰虽然憔悴,头脑倒是清晰,先给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刘念儿和崔曜齐齐松了口气,但下一秒黄素兰的话又让他们的心悬了起来——
“虽然做了手术,但医生说你爸爸有什么……什么脑瘤还是什么的,哎哟我也记不得了。”她敲敲头,神色苦恼地说:
“总之,就是因为出血,脑袋里压力很大。现在医生是把出血的地方堵住了,但是还要在icu里面继续住着观察……”
“念儿,黄阿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懂。”
黄素兰是少数民族,普通话说得本就不标准,语速又快口音又重。崔曜母语又是粤语,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得小声询问刘念儿。
黄素兰刚才注意力全在刘念儿身上,直到崔曜开口,她这才注意到刘念儿身边还跟着这么个年轻人。
崔曜高挑健壮,面容英俊,一身贵气中带着些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再加上他穿了一身黑色,更是让她这个半生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妇人无端地生出了几分胆怯。
黄素兰不由倒退了半步,望着刘念儿,讷讷询问道:
“念儿,这是……”
“哦,他是我的……”
刘念儿本想说“他是我的老板”,但话未出口又觉得不对——哪有员工家里出事,老板亲自陪着回来的呢?这听上去也太奇怪了!
好在她还没说完,崔曜已经很自然地接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