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既然她身处新丰侯府，那得立下正式的抓捕文书才行。”

想到这里，崔正眉头微微皱起。

大理寺、刑部、万年县衙，都有抓捕嫌犯的权力，但想要从新丰侯抓人，万年县肯定没这个能力。

只有大理寺或者刑部出具的抓捕文书，才勉强能用。

崔正在刑部并没有熟识的上官，因此这文书只能是大理寺出。

崔正自己就可以出具抓捕文书，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两大弊端：

第一，亲自为儿子失踪案嫌犯出具抓捕文书，有徇私枉法的嫌疑。

第二，他一个从六品的大理寺司直出具的文书，还不足以让杨谦卖面子放人。

毕竟杨谦是“幸进之臣”，新晋权贵

这就是个权贵掌权的时代，依法行事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所以崔正准备求上官帮忙。

大理寺卿李道宗是李唐宗室，兼任鸿胪卿，左领军，又兼灵州都督，如果他愿意帮忙出具文书，威力当然是杠杠的。

但崔正心里还有点逼数，以他的职级，不可能找李道宗出马，甚至连求见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李道宗本来就不怎么待在大理寺，平时管事是两位职级为从四品上的大理寺少卿：戴胄、孙伏伽。

戴胄此人，公正廉明，不畏强权，敢硬怼李世民，是崔正求助的目标。

至于孙伏伽，那是隋朝开科举以来的第一位状元。

虽然也是好官，但政治理念与新丰侯杨谦更相近，崔正时常在公开场合听到孙伏伽推崇杨谦的三首悯农诗，所以根本不指望他出具文书为难杨谦。

崔正求见戴胄的过程很顺利，但他开口提出请戴胄帮忙签章签字出具抓捕文书时。

这位忠直廉明的上官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严肃。

“崔司直，恕本官不能答应你这个请求，原因有三：

第一，令郎只是失踪，并无证据表明他已遇害。

其二，令郎的失踪，并无证据表明与那位慕兰姑娘有关，一切推断只是你片面之词。

其三，崔司直甚至不能证明，慕兰姑娘就是进了新丰侯府。

如此种种，本官怎能为崔司直开具抓捕文书？”

崔正心里一凉，虽然这位年迈的上官义正言辞，大道理说得一套一套的，但本质原因，就是对方不想招惹新丰侯杨谦。

戴胄一定知道更多内幕。

这位新丰侯的本事，似乎比自己想象中要厉害很多啊。

崔正无奈告退，只能另想它法。

事关儿子性命，他不会就此放弃的。

戴胄目送崔正离去后，脸色闪过一丝古怪的神色：

“崔司直啊崔司直，你想对付新丰侯，那至少带上陛下的旨意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