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赋一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为赋《摸鱼儿》一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空中想出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锻羽；然观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岂非违心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题《沁园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末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但有本事在内，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尘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酲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

“填词图”中，后辈题识，多道“云郎”，蒋苕生为题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拥着个小云郎，天涯流落不多时，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于此可知，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以及拟之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冀得馈赠，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又几度富而复贫，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与王渔洋以诗定交，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愿应试，礼部不许。试后落第，康熙为示笼络，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给予内阁中书衔，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自道过老，四十岁时，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老气横秋，俨然前辈口吻。其实，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有所褒贬规箴，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极道其年捷才，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是为两失，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四句，直道其词，虽快不好。“麻姑狡狯”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贪多。看似真珠，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谓其年频年游食，当筵填词，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言之无物，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应以王方平为鉴，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狯变化。以下“且对”四句，承无聊而来，写图中女郎，兼写其年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近乎苏辛，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