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德国》的自传中，汉弗里克甚至写道:“如果我未来当了总统，那么巴赫一定是总理。”

自此之后，巴赫有了两个正式的外号“第二个汉弗里克·弗兰克”和“弗兰克先生”。

汉弗里克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对于任何党内的人，只要是他的崛起迅速，就会很快的引起汉弗里克的注意。

他总是怕自己被夺权，当然，如果那家伙能证明自己的忠诚，那汉弗里克也会对他解除全部限制。

也因为这件事，巴赫曾几次找他谈论。

汉弗里克承认，自己对于周遭，哪怕是自己的心腹都不会绝对的信任。

“您不应该这样！”巴赫说，“您应该尝试着改变，哪怕是对减少一些限制。”

汉弗里克同意了。

他对那些潜在的威胁减少了些限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少了些限制，那些权力逐渐增大的家伙也不可能会成功夺权。

1929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

为了击败这一措施，汉弗里克与胡根贝格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需要2100万张票，但他们实际上只获得了600万张。

汉弗里克并不会拥护失败，几乎同一时间，他就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绝联盟。

他做事总是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和他同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跟你断绝盟约，转过来打你都说不定。

此时，他已在暗中聚集力量，为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1930年初，民现党的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党员去世了。

他曾是一位政府官员，叫霍夫曼·维伦，他去世的时候，年龄已经来到了85岁。

在送葬的时候，汉弗里克在戈林的建议下并未前来。

葬礼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戈林的建议是对的。

送葬队伍遭到了赤色分子的袭击，这使得送葬队伍摇身一变成了搏斗队伍。

袭击是在维伦下葬后不久发生的，石头从外边飞来，打在坟上，可把众人给吓了一跳。

这次事件是让人疑惑不解的，对于赤色分子和民现之间的关系，这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们虽然相互斗殴，但又相互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情感。

在啤酒馆斗殴时遭到警察的干涉，若他们停下斗争共同对抗干扰他们的警察，这在那些经常参加斗殴的家伙看来并不是一件怪事。

他们都被某种事业所吸引，他们都有类似的目标。

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他们罕见的团结在了一起，共同对抗对游行队伍的镇压。

他们喊着同一个口号“自由，工作，面包”。

艾莉亚曾评价过这一时期，称其为“罕见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