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段祺瑞这方面，由于徐树铮的策略，另外有了新的行动，就是加紧联络奉军，由段系要角曾云霈出面，与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密谈，决定扣留由日本运来的一批军械，主要是步枪，总数达两万七千余支之多。

原来除了曹汝霖经手的西原借款以外，段祺瑞在徐树铮策划之下，另外指派陆军总长段芝贵，与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进行军火借款，同时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对于这个协定，双方的目的各不相同。日本是为了对付“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协约国既不满俄国与德国单独讲和，亦讨厌列宁所倡导的“世界革命政策”，因此借口援救为德奥联军所包围的捷克军队，预备出兵西伯利亚，替日本军部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日本的打算是，出兵攻俄有两大利益，一是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二是占领西伯利亚大片土地。但此一战略利益的获得，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更实际的说法是，必先能够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签订一项军事条约，将与苏俄接壤的地区划作“行军区域”，就地征集资源，供应日军，同时指挥中国军队配合作战，那就比明治年间的日俄战争，更有制胜的把握了。

当然，要钓鱼必须用饵。西原借款的主要作用是经济侵略，谈军事“合作”应该另辟蹊径。因此，从西原借款中，另外划出一部分，称为“参战债款”，用这笔借款来购买军火，供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之用。田中义一向梁士诒表示支持段祺瑞的政策，即为这笔借款必可成功的宣告；相对地，段祺瑞只要借了这笔款子，即等于收了“定洋”，保证“军事协定”必可成立。因此，日本方面很大方地在“协定”未签以前，先拨出第一笔“参战借款”，由段芝贵经手，直接跟大仓喜八郎做了一次交易。

大仓喜八郎是日本的八大财阀之一。他以开“铁炮店”起家，成为军火商，庆应四年“戊辰之战”幕府军与倒幕联军双方的军火都由大仓供给。结果倒幕派大胜，日本全国就此统一。西乡隆盛因此成名，而大仓亦因此大发其财，所以有“一战功成，一商暴富”的说法。

以后日本侵台之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军火都由大仓供应。对于日本之侵略中国，他是极重要的一个幕后人物，但表面上表现得非常“亲善”，投资于本溪湖的煤铁，与盛宣怀合作，贷款与汉阳铁厂。他喜欢在中国游历，收藏中国的文物，尤其是古钱。在北平西山造了一座很豪华的别墅，经常以盛宴款待北洋军阀，所以跟段芝贵极熟。这笔军火买卖，自有极优厚的回扣，除却段祺瑞，无不分润。

不过，照道理说，大仓所供给的两万多支步枪，应该平均分配给北京政府所属的各省军队。直、皖既已分家，徐树铮认为“长江三督”不应分享这批军火，却又说不出口，于是别生一计。

当直、皖分家时，徐树铮对段系的实力做了一番检讨，以地盘来分，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督军阎锡山、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四川督军刘存厚、广东督军龙济光，都是“自己人”，看起来比冯国璋的“长江三督”要强得多。但细细检点，却是问题多多。

首先是刘存厚、龙济光岌岌可危；其次，阎锡山不是随便肯听人摆布的；曹锟自然是要角，但直系的色彩很浓；而张怀芝一向以“曹三爷”的马首是瞻。凡此非嫡系的部队，在运用上并不能指挥如意。

另一方面，西南势力浩大，却与冯国璋素有渊源，加以湖南托庇于西南；而不可轻视的冯玉祥，翻覆诡诈，亦为隐忧。两相比较，直系的实力未见得充足。欲求自保，当然不成问题，但既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雄心，自非具压倒的优势不可。

因此，徐树铮远走关外，进行“联奉制直”的计划。奉天督军张作霖，此时重用一个日本士官生杨宇霆。此人字邻葛，辽北法库县人，在士官八期步科，与田中义一同学。徐树铮亦是士官出身，与杨宇霆前后同学，彼此早都知名。而且杨宇霆的性情、作风，与徐树铮相似，都是好大喜功的霸才。还有一项相同的是，两个人都获得长官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几乎可以独断独行。

这一下就不但谈得投机，而且说做就做，照商量好的步骤，首先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一旅，入关进驻滦州。等日本轮船运到第一批军械————步枪二万七千支，停泊秦皇岛时，由张景惠加以截留，除山西的一部分放行，以及少数一部分拨给曹锟及李厚基以外，其余悉数转运出关，装备奉军。

不多几天，段祺瑞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正式成立，下设五处，由靳云鹏以“参谋处长”的名义当家，各部总长指聘为参赞，次长为参议，俨然另一个“内阁”。

于是，奉军五个旅，以“助战”为名，陆续开拔入关。一部分驻扎京津附近，扼守要路；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威胁在南京的李纯。同时在军粮城设立奉军司令部，总司令是张作霖，却是由徐树铮以副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这步棋大出冯国璋意外，立刻派了财政总长王克敏及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长芦盐商王郅隆到安徽蚌埠去看倪嗣冲，探询奉军入关的真正目的。因为徐树铮与他经常有密电往来，一定深知真相。

可是，倪嗣冲不便明说，只照冯国璋的意思，打了个措词婉转的电报给张作霖，问他入关的本意。

张作霖的复电是：“只求得一完全巩固之责任政府，共谋国是，他非所知。”这一来，王士珍完全明白了，原来奉军入关，是为倒阁而来的。当下“退避贤路”，专车出京到天津暂住。

这一来，政治的重心突然移到了关外，北宁铁路上冠盖络绎，自以为在时局及组阁问题上有发言资格的人，都派了代表到奉天去看张作霖，表达对大局的意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造币厂监督吴鼎昌，他是徐世昌的代表。

当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是徐树铮一手所造成。张作霖此时还没有问鼎中原之心，目的只希望统一东三省，以将来得段祺瑞之助，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作为与徐树铮合作的条件。而徐树铮的两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联奉制直，此时看到时机成熟，便与吴鼎昌谈好了步骤，征得张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义，开始发动。

首先是由张作霖分电各省督军，主张共推段祺瑞组阁，提议请曹锟、张怀芝领衔发表通电，且不必说推段的话，只说大局不安，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担当得起的内阁总理，其人选“请东海与元首商定”。等通电一发表，请曹汝霖与吴炳湘二人负责联系，催促徐世昌发言，安排段祺瑞组阁的手续。预计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

哪知事出意外，曹锟愿意拥护段祺瑞，只是领衔发通电，却不免踌躇。这个问题不大，曹锟不愿，可以找别人，让徐树铮跳脚的是，内部有人在捣鬼。

原来段祺瑞的作风很特别，只要他相信的人，谁都可以放手办事，出了麻烦，他来负责。因此他左右的红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只是“择善而从”，很少去问问别人的意见。事实上他亦并不十分了解每个人在做些什么，像徐树铮在关外跟张作霖、杨宇霆所谈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岛军火被扣以后，居然致电张作霖严词质问，要求发还。

就为了不了解徐树铮的步骤，所以听说张作霖希望他出山时，他还在迟疑。靳云鹏、段芝贵都劝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难，反正“参战督办”权力很大，居其实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从心，责任亦比较容易推卸。段祺瑞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所以迟疑着不愿出山。

他不知道靳云鹏、段芝贵劝他的话，都出于私心。靳云鹏经手大批军饷，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组阁，不必再有这个因人设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明令撤销，业务归并陆军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贵更是异想天开，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职务，过一过内阁总理的瘾————这是出于王克敏的怂恿。他本来是梁启超约来的，与段祺瑞的关系并不深。心想梁士诒已经与朱启钤、周自齐同时被撤销了通缉令，而且已经由日本到达天津，如果内阁改组，极可能由梁士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经手西原借款，接任财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唯有内阁不改组，自己才得蝉联，因而教了段芝贵一套话，叫他去看张作霖。

怦然心动的段芝贵，决定照王克敏的话去试一试。不过他是袁世凯称帝时，为张作霖从关外撵出来的，还不好意思亲自出关，派了个亲信去见张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内阁总理，交换条件是发表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张作霖最恨人忘恩负义。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墙脚，在张作霖看，是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树铮在旁边历数段芝贵的种种劣迹，张作霖越发光火，当着来使将段芝贵臭骂了一顿，连信都不回。

在曹锟这方面，徐树铮亲自出保定，与曹锟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去接头，才知道曹锟怕段祺瑞复出，李纯的江苏督军不能安于位。徐树铮当即表示，可以劝请段祺瑞让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军打了个胜仗，攻陷了入桂要冲的岳州，主义派声势一振，加以刚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出面请徐世昌斡旋僵局，于是局势急转直下，等十九省军民首长，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劝段祺瑞出山的通电一到，冯国璋便不能不明令发表，以段继王，改组内阁。

这件大事，徐树铮自然要插手，他认为财、陆两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贵非去不可。在天津面邀梁士诒接掌财政，而梁士诒转保吴鼎昌，此人才具是够了，资望却还不足。因此徐树铮建议，由段祺瑞自兼财政，而以吴鼎昌为副手，过相当时期，再提升他为总长。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则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于陆军总长，徐树铮保荐烟台镇守使聂宪藩，认为他可以胜任愉快。

对于段芝贵，由于“一方面脸厚而欲奢，一方面手软而情重”，毕竟一仍其旧。至于财政总长，段祺瑞亦不愿自兼，听从徐树铮的意见，请曹汝霖兼摄。

段祺瑞开门见山地说，对西南用兵，以筹措军费为第一大事。财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负这个责任，而且也有勇气。希望能跟他同任艰巨，兼摄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同时推荐吴鼎昌做他的次长。

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闻，也在心理上做了准备，当下很痛快地一口答应，借款也很顺利。段祺瑞还特为南下犒师，在汉口慰劳了第一路司令曹锟、第二路司令张怀芝，又接受随行人员曾云霈、吴鼎昌的建议，乘兵舰东下，去安抚赣、苏两督，在九江接见了陈光远，到南京与李纯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欢聚，方始改乘专车由津浦路北上。

其时用兵的策略是，一、二两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军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师援闽，会同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厦门攻湘、梅，声援被困于广东南路的龙济光。在湖南的北军，以湘乡、宝庆为右路，衡山、衡阳为中路，攸县、茶陵为左路，分别由张敬尧、吴佩孚、张怀芝负责。

这三路当然是中路打得好，吴佩孚的第六师，连克衡山、衡阳。左路由山东暂编第一师及倪嗣冲的安武军所组成，战斗力最弱。施从滨的第一师，士兵跟要饭的没有什么两样。先是凭一股锐气，打下了攸县。没有几天工夫，湘军师长赵恒惕及零陵镇守使卷土重来，攸县失而复得。第二路三万五千余众大败，醴陵、株洲，先后为湘军收复，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所部，分向长沙、萍乡撤退，溃不成军。

其时徐树铮跟段祺瑞到了汉口，因为要安排奉军援湘，逗留两湖。在岳州得到前线败报，徐树铮除了急调奉军第一支队进援以外，星夜赶到汉口，为奉军打前站。一路所见，伤心惨目，打个电报给段祺瑞，预备“进京请训”，同时也作了战地视察报告。

电报中说：“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败之道，实非意外。以树铮此行所见言之，长沙城外，施师退兵，并列官长，成列率行；仅仅十余、或廿、或卅成群，陆续麇集。头无帽、足多赤，间虽有履，而缎布草麻不等。身无军衣，所着汗褂，蓝白黑各异其色。枪虽未失，而枪子琅琅坠地，亦不顾惜，惟背后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护之若命。树铮曾面询一二人：‘背后包里何物？’则嗫嚅不对。”

想来包裹中总是值钱的“战利品”，却又不然。徐树铮又说：“至途中又遇零星窃逃者，准其附车北还，发现其包，则红裙翠袖、妇孺小衣，灿然盈目。”

徐树铮既骇且怒，下令随行马弁，夺过来便往车厢外面丢。哪知可骇可怒之事，还在后面。徐树铮在电报中接下来说：“为之随车散掷，则皆拼命跳下，重复拾集而去，绝不顾及坠车生死。似此奋勇之兵，真可为国家痛哭矣！”

根据所见，加以推测，徐树铮的论断是：“攸县挫失，或尚出于惊溃；醴陵挫失，必系掳掠而逃。此种军队，为之官长者，尚敢饰报敌状，希自遮掩，一死宁足蔽其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