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员名单是在天津就商量好的，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联袂入阁，分掌财政、内务、司法。外交总长汪大燮与研究系的渊源亦很深，加上蝉联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由国务院秘书长调任的农商总长张国淦，莫不与研究系接近，因此作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风头之健，仅次于段祺瑞。

此外刘冠雄复掌海军，陆军由段祺瑞自兼，唯一未决定的是交通总长，实在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只好暂且搁下，先来料理善后。

第一件是遣散辫子兵，留枪走人，每人发饷一个月，火车票一张，事情毫不麻烦，麻烦的是如何酬庸及安抚第十六混成旅。

酬庸又比安抚容易，升官给奖，便足以酬其功；安抚却无善策。因为冯玉祥发了一个通电，针对“小朝廷”及复辟分子提出四个条件：取消优待清室条件；取消“宣统”等年号，贬溥仪为平民；宫内外清室公地收归国有；严惩此次叛逆祸首及从逆。

这个通电是用“北洋军界全体”发表的，而据段祺瑞接到的报告，冯玉祥还打算用武力驱逐溥仪，这就更加要小心了。所以他一面叮嘱段芝贵严密防范，一面派专车到天津，将徐世昌接到京来，商量保全清室的办法。

等徐世昌七月十六日一到京，载沣就知道了，派世续拿着他的名片去致意，同时将倒填年月的“退位诏书”拿给徐世昌看，说是打算用内务府的名义，咨请民国国务院发布。

“不妥，不妥！”徐世昌大为摇头，“在民国的立场，尤其是反复辟之后，何能公布这道‘退位诏书’？大哥，不是我说句‘大不敬’的话，连‘朕’的字样都不能用。”

“是，是！我回明皇上，照尊意改正。”

“也不能光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得找芝泉商量。改好了，我再通知大哥。”

“好！我待命就是。”世续又说，“关于优待条件————”

“大哥，你请放心。”徐世昌打断他的话说，“我在天津就告诉芝泉了。”

原来当段祺瑞赴马厂誓师以前，向徐世昌去辞行，徐世昌特别叮嘱，说复辟非清室本意，就是张勋，亦是一时糊涂，总要念北洋袍泽之谊，网开一面。段祺瑞表示，他亦是吃过清朝俸禄的，哪里会不念故主；至于张勋，未见得肯投降，大致是往东交民巷一躲。如果抓住张勋，也一定会放掉他。无烦谆嘱。

“不过，”徐世昌又说，“现在南方要求取消优待条件，可以不理。冯玉祥近在咫尺，而且这一次用兵，十六旅亦很出了力，其势不得不加以安抚，事情比较麻烦。请你转告北府，优待条件一定可以保全。但恐有委屈皇上之处，不能不预先告罪！”

“言重，言重。老弟台朝廷柱台，真正是一柱擎天，全要仰仗了。”言罢世续兴辞而去，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

第二天上午，倾盆大雨，但世续仍旧一早便到了贤良寺，在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最近康有为住过的那五楹精舍中，再度见到了徐世昌。

“稿子改过了，请大哥过目，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咱们再商量。”

世续接过稿子来看，是一道“大总统令”，程序及内容有几处重要的改变。程序上是由内务府致函内务部，由内务部呈国务院，再办“府稿”发布。内容上，第一，溥仪自称“冲人”，避免用“朕”及“上谕”字样，免得刺激国民公意；第二，不说“不得已而允如所请”，只说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

这个将一切责任推到张勋头上的原则，是段祺瑞早就与他的智囊们商量好的不二法门。所以早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执笔的讨逆檄文中，便对张勋作了丑诋。他说：“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远比陈琳讨曹操、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来得肆无忌惮。

但想不到有冯玉祥代表“北洋军界全体”，要求驱逐溥仪的通电发表。段祺瑞、徐世昌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已不太可能。除了清室必须保全以外，复辟的祸首，就不能不办了。

于是继七月十七日“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奉谕‘云云’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闻知”这一道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具衔的“大总统令”以外，第二天又有一道“惩治复辟祸首”的命令。

命令中说：“除张勋已于六月褫夺官勋，明令通饬严缉，及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于十五日分交法庭，依法严惩外，所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等，均着京内外军警长官，一体严缉惩办。其实被罔胁者，一概从宽免究。”此时除康有为在美国公使馆，万绳栻在法国医院以外，刘廷琛已潜回老家，胡嗣瑗本在冯国璋幕府，覆巢之燕，重回故垒。梁敦彦亦列名祸首，令人不无意外之感，而实在并不冤枉。

此人字崧生，广东顺德人，与唐绍仪同学，都是曾国藩所遣派的“留美幼童”出身。但除了英语说得跟美国人一样以外，别无所长，所以虽在袁世凯时代当过外交总长、交通部长，但当过就算了。外交界、交通界都当没有这个人一样，有事从来都不曾想到过他。

因此，当张勋复辟时，他听说少一名“外务大臣”，便兴冲冲地毛遂自荐，自道与各国公使都有交情，可以说服他们承认复辟。及至“拜印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奔东交民巷，分访各国公使，要求承认，当然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又要求使节团出面调停战事，亦遭峻拒。好些“议政大臣”对他不满，认为他太无用，只一味会吹牛，误了大事。由于风评如此不佳，段祺瑞左右，便拉了他来凑数。好在他的外国朋友不少，不必托庇使馆，只要一进东交，便不愁没有藏身之处。

最倒霉的当然是被捕的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其中张镇芳霉气最重。雷震春有段芝贵，冯德麟有张作霖保，只受了几天牢狱之灾，张镇芳就不同了。

张镇芳自恃与袁世凯为中表兄弟，而且为人刻薄，所以一向人缘极坏。由于段祺瑞在袁世凯窃号自娱时，不肯盲从，结怨更深。这一次天网恢恢，以复辟祸首被捕，没有人肯出面保他，更没有人为他到段祺瑞那里去求情。于是天津地方法院公事公办，押在看守所，家属请求保释，批示不准。

这一下只好请律师。当时京津一带最红的一个律师叫汪有龄，字子健，杭州人，以日本留学生在民国元年当过司法部次长，好些庭长、推事是经他的手放出的。他之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这一点很有关系。张家请他辩护，亦就是看中了他在司法界的这层渊源之故。

汪有龄心想，复辟祸首，身系囹圄的，只有张镇芳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被捕。所以办了张镇芳，就等于办了全部祸首，此案必为全国视线所集。“千夫所视，无疾而死”，为了满足社会的疾恶情绪，张镇芳判罪绝不会轻。案子既不会轻，而且替复辟祸首辩护，必挨小报的骂，因而敬谢不敏，借口是他要忙于竞选。

越是如此，张家越要请他，托出好些朋友来打招呼。汪有龄勉强松口了，提出的条件是公费十万元先付，辩护到不判死刑。张家无奈，决定接受。

案子审得很快，判了十年徒刑。张家要求上诉，汪有龄说：“不判死刑，我的责任已了。上诉请你找别人。”

“还是要请汪大律师帮忙。”

“那得另外算公费。”

“是，是！”张家也豁出去了，“请汪大律师吩咐一个数目，马上送过来。”

汪有龄总算还讲“职业道德”，当下很诚恳地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一案想改判无罪，是绝不可能的事。上诉就算不被驳回，至多也不过减个两三年。判十年与改判七八年，并没有多大分别。不如放弃上诉，表示悔罪，等事情冷一冷，托个大有力的人出来，请求特赦，不过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而已。如果一上诉，将来请求特赦的文章就不好作了。”

张家将这番话转告张镇芳，问他的意思。张镇芳认为极有道理，告诉他的家属，不妨找倪嗣冲出面，请求特赦。

倪嗣冲是最幸运的一个，当时发起复辟时，他的态度比张勋还要坚决。哪知挂了一天龙旗，听说段祺瑞决定组织讨伐军，曹锟已经转向，赶紧收起龙旗，重现五色。以后张勋手下大将，徐海镇守使张文生所部，因为听说张勋兵败而哗变，冯国璋命倪嗣冲安抚收编，实力反而增加了。

同样地，第十六混成旅亦因辫子兵溃散而扩充了实力。当冯玉祥发表驱逐溥仪的通电以后，段祺瑞为了安抚起见，特地召见冯玉祥，加以慰勉。

“你还是回十六旅去吧！”段祺瑞说，“我马上叫他们发表命令。”

“这不太好吧？”冯玉祥大唱反调，“给人家瞧着，咱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了保卫民国，还是抢官做呢？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也不要干，瞧着说不过去。”

说的话实在不中听，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你别说傻话了！还是快回旅部吧。”

等冯玉祥一回旅部，段祺瑞已经派人将委任状送来了。冯玉祥不收，回去一报告，有人就说：“冯大个专做假惺惺的事。既然他不干十六旅，为什么人家管他叫旅长，他又答应？把委任状送到廊坊去好了，自有人代收。”

果然，一送到廊坊十六旅旅部，便有人代收，而且照官场一般的习惯，还犒赏了送委任状的传令兵四块大洋。

过了几天，段祺瑞又亲自打电话到廊坊，问他这一次战役报销多少。

“一万多元。”

“才一万多元？”段祺瑞大为诧异。

“是的。一万多元已经很不少了，饷是平时就有的————”

“好了，好了！”段祺瑞不愿听他借题发挥的话，“你的报销办不办都不要紧，我另外拨款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