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督军团”的支持，徐树铮劝段祺瑞，对孙洪伊不妨采取严峻的态度。他的说辞是，不管平政院是否合法，总是目前存在，而且是由财政部发经费的一个机关，孙洪伊既为阁员，不该不尊重同为政府机关之一的平政院。现在主张将此问题移付国会解决，尤为开门揖盗，其心可诛。

段祺瑞本觉得孙洪伊一点不讲交情，已有不满之意，经徐树铮的“小扇子”一扇，那一丝不满之意，很快化为熊熊怒火，但以正在补选副总统，且等灰尘落地再说。

不道孙洪伊跟徐树铮已结了不解之仇，跟丁世峄密议，决定联冯倒段。因为孙洪伊是天津人，丁世峄籍隶山东黄县，亦与直隶为近，捧出河间府籍的冯国璋出来，足以增加河北人的声势。

于是在国会中，由韬园系联络反段的益友社，加上黎元洪一系，以及冯国璋本身的力量，结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十月三十日的副总统补选会中，冯国璋以高票当选；其次为陆荣廷；“北洋三杰”中声望远过冯国璋的段祺瑞，仅得七票。

国会秘书处打电话来通知选举结果，徐树铮愣住了，但旋即恢复常态，心里在想：这一下用不着旁人说话，段祺瑞就会驱逐孙洪伊。

果然，段祺瑞决定摘孙洪伊的纱帽。徐树铮关照，拟就一道“大总统令”，缮写既竣，送府盖用大印。

徐树铮派人埋伏在公府中，丁世峄亦有人在国务院，所以公文未到，消息先通。这样的结果，原在意中。研究下来，认为既是“责任内阁”，则国务总理保有组阁的全权，关于阁员的任免，大总统是无法干预的。但处置的方式，不妨表示意见。

由于事先已经仔细考虑好了，所以请求用印的公事一到，丁世峄立刻去见黎元洪，有所陈述。

“是总理要免总长的职，而由大总统出面，等于代人受过。这个程序，大有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有问题。”黎元洪问，“你看怎么办？总要替人家留点面子才好。”

“是！别说是民国，哪怕是前清，皇帝要逐大臣，亦须经过一番安排。‘京堂’以上，无‘勒令休致’之理。”

“不错！示意他辞职，也就是了。”

于是，丁世峄将公文原封不动退回，同时亲笔写了一张便条：“奉大总统面谕：‘阁员进退以礼。示意孙总长辞职可也。’敬闻台洽。”署了上下衔，封入信封，带交徐树铮。

这个钉子碰得不算重。徐树铮找了个孙洪伊的好朋友去传话，得到的答复，大出徐树铮的意外。

“他说：‘免职不免职看大总统的意思，无所谓；辞职绝对不干！’”那人拱拱手说，“又铮兄，效劳不周，效劳不周！”说完走了。

原来是丁世峄跟孙洪伊串通好的一出把戏。徐树铮摸透了段祺瑞的脾气，只要据实而陈，就会有预期的反应。

“好！”段祺瑞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他不辞，我辞。”接着吩咐：“套车！”

这天晚上，黎元洪的一班智囊，奉召到公府晚餐。黎元洪喜欢“吃大菜”，用纯银的餐具，非常讲究。到喝咖啡时，他向坐在右首的哈汉章说：“你家知道了吧，段芝泉摔纱帽了。”

这哈汉章是雍正朝征苗名将哈元生之后，是有“世职”的“汉军旗”。庚子拳祸以后，清朝为了练新军，选派武官到日本留学，第一批选的是勋臣子弟，哈汉章即在其列。回国后一直在湖北当差，与黎元洪的关系极深，也是黎元洪的首席智囊。段祺瑞为孙洪伊事件，以辞职为要挟，他自然知道，而且也想好了对策。不过事关机密，不便在餐桌上谈，所以顾而言他。

“大总统好久没有听戏了吧？”

“两个月了。”

“城南游艺园新邀了一批角，有个坤伶姓金的，很不错。几时我做个小东，请大总统赏光。”

“噢，”黎元洪问道，“比鲜灵芝、刘喜奎怎么样？”

鲜灵芝、刘喜奎都是坤角，一年前在北京最享盛名的两座戏院广德楼、三庆园打对台。那时“筹安”之议正热闹，各省劝进的，找路子想做官的，看热闹的，如青蝇之集，八大胡同与前门外大栅栏，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当时黎元洪住在袁世凯所赠、位于东厂胡同、原为荣禄旧居的华厦，不过监视甚严。黎元洪为表示并无异志，间或微服出游，照例先听戏，后下馆子，听过几回同是黄陂杰出人物的谭鑫培，也曾去捧过鲜灵芝、刘喜奎的场，所以这时提出这两个人，要哈汉章作个比较。

“论艺，各有所长；论色，要看大总统是怎么个看法。”哈汉章答说，“鲜灵芝、刘喜奎，人间尤物，但总不免风尘气；这姓金的，天然风韵，以气度胜。”

“好吧！几时到城南游艺园去听听。”

“这不大合适吧！”另有个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说，“以大总统如今的身份，出现在市井混杂之处，似乎有伤体制。”

“是的。”哈汉章急忙解释，“我的意思是让她出个堂会，甚至不必到公府，就在舍间唱，请大总统光降顾曲。”

“堂会跟戏院的味道不一样。”黎元洪忽若有所思地说，“想想还是那个时候有意思。”

“哪个时候？”

“喏，不就是袁老大没有添兵，行动比较自由的时候。”

“大总统还觉得那时候有意思？”外号“麻哥”的刘成禺说，“大家‘狗头’不曾落地，真是万幸。”

在座诸人，大都经历过这场惊险，于是谈了开来。原来当蔡锷起兵时，刘成禺等人跟黎元洪的中文秘书瞿瀛、英文秘书郭泰祺密商，打算将黎元洪秘密移出北京，到西南或者上海，依照约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主持讨袁。此事的策动者是汪彭年，他跟郭泰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华公社社长井上的关系，与日本公使小幡作了一次秘密会晤，提出他们的计划，问小幡是否可予以助力。

“可以。不过，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英国人知道，否则，一定失败。”

“是的。”郭泰祺答说，“以朱尔典与袁的关系，表面不赞成帝制，暗中是赞成的。”

“我先跟美国公使谈一谈。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会晤，消息非常好。美国公使深表赞成，愿意合作。接着小幡谈了秘密移送黎元洪出京的计划。

“我本来卸任回国，船期已经定了，为这件事我可以在正金银行多住一个星期，亲自陪黎副总统出京。”小幡又说，“我们坐美国公使馆海军陆战队换防的专车，绝对妥当。”

到了天津，自然是坐美国运输舰，直航上海，这一路的安全，绝无问题。问题在于由东厂胡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一段，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

“这一段路程，要你们自己负责了。”小幡答说，“我一出面，反而引人注目。”

这是初步的结果，但已相当具体，可以跟黎元洪谈了。由于日本、美国的公使有此友好表示，可以想象得到，在上海一露面，两国政府会发表支持的声明，这远比“洪宪皇帝”登基，只有“清国大使”溥伦一人觐贺，在声势上是强得太多了。

因此，黎元洪欣然同意。郭泰祺一面秘密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希望到时候响应；一方面会同汪彭年，仍旧要找井上去商量，如何由东厂胡同安然到达东交民巷。

经过仔细研究，设计出来一个看起来很妥当的办法。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住在黎家后面，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刘家前面，则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到了出走那天，打通黎、刘两家的墙壁，黎元洪易服钻墙，然后打电话给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说刘钟秀出了急病，请派救护车来接。救护车是预先联络好的，将黎元洪用担架抬上车，直驶东交民巷，会合美、日两国公使，一起出京。

计划既定，刘钟秀陆续将家人遣走，定在星期日夜半，也就是星期一凌晨两点钟，开始行动。哪知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钟，情况突变，郭泰祺神色仓皇地奔到他们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机关，一见留守的刘成禺，便即说道：“不得了，不得了！刘麻哥，快走！”

“少安毋躁。”刘成禺倒很沉着，“先把话说明白来。”

“瞿干卿让我来告诉各位，袁老大送了黎本危两万大洋的珍珠，消息已经泄漏。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郭泰祺又说，“听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

刘成禺想了一下说：“就是抓人，一定也在晚上。现在分头办理，我仍旧在这里留守联络，你去看副总统，切切实实问清楚，有没有把同谋的名字告诉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