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樊成因为要处理学生军训的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我要同时管理超市和上班，而这时的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焦虑症症状，实在没有气力照顾女儿。因此，我将女儿送回樊成那里。我现在深深地后悔这个决定，因为这是我犯下的无法原谅自己的最大错误。

女儿回到樊成身边后，他又去书店了几套辅导书，每天都强迫女儿做题，并且逐一按照答案检查。一旦发现错误，他就不断地辱骂她。

我接到女儿的电话后，再次给樊成打电话劝他不要再逼迫孩子做功课。我告诉他，孩子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学不进也没有关系。然而，樊成却声称要把女儿绑在树上狠狠地吊打，认为女儿是白眼狼，不应该用这样的成绩回报他。

我提醒他，我们是自己决定让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作为父母，我们没有抱怨的理由。我一再哀求他，说女儿的心理已经生病了，我们不能再逼迫她了。当时，我简单地认为，只要樊成改变态度，女儿就能好起来。然而，事实上，当孩子可能已经患有抑郁症时，除了我们自己改变相处方式之外，还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公公依然因为我们没有儿子而不断责备樊成。而凌猗女士总是猜测樊舟的行踪，只要听说我和樊成吵架，她就会自动地联想到我和樊舟之间可能存在不正当的关系，然后无端地向我发泄怒火。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

悲伤每天都缠绕着我，唯一让我喘口气活下来的，就是女儿。然而，我整个人的意识已经迷糊，并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不知道女儿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

暑假结束后，女儿回来报名的那天，樊成在检查女儿的功课时发现她没有完成晚上布置的作业。他随后拿来晾衣竿，对着女儿狠狠抽打，不顾女儿跪下求饶的情况。

那天下午，我得知女儿要回来，于是我提前回家等待。

海南8月的天气异常炎热，让人感到窒息。我在客厅里将电扇调到最大风力，可汗水仍然不停地涌出。

大约在4点多，女儿回到家了。她开门后看见我，没有打招呼，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将自己裹在被子里。

我跟在女儿身后一同走进房间，询问她今晚想吃什么菜，我可以给她做。然而，女儿没

有回答，仍然躲在被子里。我突然注意到被子在不停地颤抖，于是想要拉开被子看看发生了什么，但女儿紧紧地抓住不放。我问她是否感到不舒服，女儿突然大声说：“别碰我，离我远一点。”尽管如此，被子仍持续颤动。

我有些慌张地说：“好的，妈妈不会碰你，但你能自己把被子拿开吗？否则会闷坏的。”“我想杀了他。”

我明白了，肯定是樊成激怒了女儿。

于是我说：“让妈妈来抱抱你，我们可以隔着被子抱一下，不会碰到你，好吗？”

女儿坚决地说：“不准碰我。”

我立刻给樊成打电话，询问他对女儿做了什么。他直接承认用晾衣竿打了女儿一下。

我怒不可遏地朝着樊成大吼：“你怎么又打孩子？”

听到樊成在手机里的声音后，女儿大声地说：“我浑身都是伤，怎么可能是打了一下。”随后，她掀开被子，卷起袖子和裤腿，向我展示了被晾衣竿打出的红印。

我触目惊心，情绪失控地对着电话大喊：“天啊，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牲！”樊成听到我大喊后挂断了电话，我泣不成声，泪不停地流。我再次轻轻地说：“宝贝，妈妈的金不换，你要冷静下来，妈妈绝不会让他再伤害你。让妈妈抱抱你，好吗？”

女儿听到我的悲泣声后，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

我又轻声地说：“妈妈不会碰你，只是抱一下被子。”

然后我半跪在床上，轻轻地抱起裹着被子的女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女儿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遗憾的是，对于“抑郁症”这个概念，我了解得太少，而且因为我自己焦虑的状态，没有意识到应该带女儿去看医生。如果当时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来提醒我，那么，我和女儿或许就不会陷入后来的困境中了。

开学后，女儿经常给我发短信，说宿舍里有脏东西。我总是安慰她，告诉她白天鬼不会出现，因为鬼是害怕光亮的。

后来，女儿经常提到家里有脚步声。我安慰她说，我们这栋楼的隔音效果不好，可能是楼上邻居的声音。然而，我并不知道女儿此时已经开始出现幻听的症状。她开始频繁网购，但买回来的东西都没有打开，客厅、卧室和厨房堆满了大小不一的包裹。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被称为物质控制。

随后，女儿经常哭闹，情绪低落，不愿意上学，表示班里没有朋友。

我经由一位亲戚联系了女儿的校长，将女儿的情况反馈给他，并请求校长从孩子的健康角度考虑，希望能够将女儿调到尖子班。校长立即答应了我的请求。女儿当初也具备优秀的成绩，并被保送到一所重点初中，只是樊成私自提走了女儿的档案，才让她转到现在的学校。

在我看来，优秀的学生通常会专心致志地学习，而不是整天在班级里组成小团体，更不会浪费时间去嘲笑同学。可惜的是，女儿的班主任程住坚决不同意。他担心一旦一个学生调走，其他学生也会效仿，导致好学生离开后，他班级在每个学期的分数评比中处于劣势。

我给樊成打电话，告诉他我希望女儿能请假一段时间，但他却生气地回答：“她只是想逃学吧？别装了，等我周末回去再好好教训她。”

我说：“你打算做什么？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孩子，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你。”

我们之间的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我的日子没有一丝阳光，没有一点希望。

女儿提出了寻求心理医生的诉求。

然而，樊成愤怒地回应说：“心理医生只是烧钱的玩意，按小时收费，每小时好几百块，她要是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吧。”

女儿听到樊成的怒吼后，情绪瞬间崩溃，放声痛哭，然后陷入了沉默。从那天起，她再也不开口说话了。我竟然愚蠢地以为女儿变得乖巧了。

几天后，每次我从超市回家的时候，女儿总会突然说要吃肯德基。虽然我内心充满了愤怒，但我还是重新开车出去找有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店。

回到家后，我大声责骂女儿：“你不能提前告诉我吗？早点说的话，我就可以在超市关门前将食物打包好放在车上，然后等超市下班后直接回来。”

然而，女儿却坚持等到我午夜12点回到小区之后才提出要吃肯德基的要求。虽然我总是迎合她的要求，但每次都会很生气地责备她。女儿声称理解了，然而第二天又重复了相同的情景。

有一天，我感冒了，浑身骨头酸痛乏力，勉强支撑到超市营业结束，回到小区刚停好车。女儿又发来信息说：“妈妈，我想吃薯条，还要一个蓝莓圣代。”

我非常恼火，但又不想让女儿失望，于是，我开启车载音乐，将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在车里大声地痛哭。即使在痛哭中，我仍会去找肯德基给女儿。我一边开车一边哭泣，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湿透了衣领，打湿了前襟。

那晚，我感觉整个城市都浸泡在了我的泪水里。

回到家后，我对女儿大声责骂：“你是故意整我吗？你整死我还能过得好吗？我上辈子是你们父女俩的仇人吗？我无论如何都得不到一点点怜悯。”

女儿痛哭流涕，我却不知道这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偏执、挑战权威，同时也是一种寻求关注的方式。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依旧以往常的方式对待女儿。

一天早上，当我坐在公司电脑前整理表单时，女儿突然通过手机微信发来一张图片，她用刀在手腕上刻了一条鱼的图案。在信息中，她说：“妈妈，这是一条蓝色的鲸鱼。”

最近，我经常在手机新闻中看到有关“蓝鱼”事件的报道，也了解到该事件的创始人正在被通缉。

我的心脏几乎跳出了嗓子眼，我急忙离开办公室，给女儿发了一条信息：“宝贝，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手腕上刻下那条蓝鱼呢？”

“我认识那些人。”

我即刻崩溃了，已经毫不顾及形象地瘫坐在办公室门外，放声大哭。出纳小乐听到我的哭声后急忙跑出来，焦急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蓝鱼，蓝色的鲸鱼。”

小乐说：“我也听说了这件事情，这给很多家长带来了恐慌。但是你女儿不一定是真的，孩子在叛逆期，可能只是恶作剧。”

我决定亲自去了解情况，于是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学校。

班主任告诉我学校已经收到上级部门的文件，并经过逐一检查发现，有三四个孩子画了蓝鱼的图案，其中也包括我的女儿，但她只是模仿画来引起家长关注，并没有加入那个群体。

听完班主任的解释后，我立刻为女儿请了假，我想和她坐下来好好谈谈。

“好的，你可以问问她的想法。”

我来到女儿中午寄宿的学生之家附近，在一棵凤凰树下等待女儿。我抬头望向天空，又想起了爸爸曾经用摩托车载我穿越过的那片凤凰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