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张彦明对仙媛说：“比如你在上学，你们班上有一个残疾同学，不能走路。

你感觉她很可怜，就想帮助她。

但是你怎么帮助她呢？她不缺东西，也不缺钱，就是不能走路。

于是你决定背着她。一次，两次，你能背多少次？一天，两天，你能坚持多少天？

如果你一直坚持到毕业，那你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如果你只做了几次就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是对这位同学最大的伤害，明白吗？

就反而不如不做，不如就把她当成普通同学一样做朋友。

可怜，其实未尝不是一种歧视，最大的善心是看不到她的残疾，能和她像正常人一样做朋友来往，而不是可怜她。

这事儿不我编的，我哥初中的时候，他们班上的事儿。他班另一个同学就背了这个同学三年，风雨不误。”

仙媛低下头思考起来，孙红叶说：“其实不管出于什么心理，我觉得这事儿能做，就是不能常做，偶尔一次两次也挺好的。

有目的慈善一样是慈善，不管怎么说他做了好事，有人得到了帮助这是事实。”

“我没说不行，我是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做也不要去参与，可以指导或者引导他们自己去做，或者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为什么？”仙媛问。

“我们是私募基金，资金来源是自己的公司盈利，不能和外部的一切人财物发生任何关系，转手也不行，参与转手也不行，会让人抓小辫子，会影响我们的正常操作。”

“这些人真可恶，他们自己不做还不让别人做。”

“可不能这么说，很多事他们能做我们不能说，人家是单位，有公章的，人家的条文规定是可以比同或者超越法律的。”

“为什么呀？”

“我们的特色嘛，制度的优越性。”

“别什么都乱说。”孙红叶拍了张彦明一巴掌。这个家伙上来劲儿什么都敢说，也是头疼。

“你看，”张彦明对仙媛说：“这就是一个能做不能说的例子，说了就是我不对。我们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不接受任何批评指责，因为你会带坏风气。”

“那这事儿到底做不做呀？我怎么回复？”

“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考虑吧。”张彦明随意的应付了一句。这事儿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事儿，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无所谓。

“你可以给们提供些信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至于怎么做让他们自己想，需要咱们帮忙的时候再说呗。”孙红叶给仙媛指招儿。

“真是的，真是吃饱了撑的，做点好事儿弄的倒像做贼似的，他们干不好还不许别人干。”仙媛急恼的嘟囔了一句，心里对某些组织充满了不愤和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