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铮半哀半哂地哼了一声，说：“当官没有不爱财的，不爱财也爱权、爱色，哪怕不爱俗物，他也图名，沽名钓誉之辈也数不胜数。”

“朕赏给吴不知不少钱，为了让他能好好当差，朕给过他几万银子补贴家用。”

“但他呢，还是要行勾结之事。”

“从吏部去了户部后，就勾结那些个富商巨贾谋好处。”

“如今卓党要斗他，攥住了他的把柄，朕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朕若投鼠忌器，太子你日后怎么澄清吏治？连潜邸出来的人都是大贪，你都不敢动，你还能动得了谁。”

“卓党、外戚的人你更是一个也别想动。”

俞成靖默默听着俞铮的训话，但他心里不明白，为何皇帝只说吴不知，一句话也不提长宁王。

他知道皇帝对长宁王宠信非常，但不至于无视长宁王家眷行勾结贪腐之事。

正在太子满腹犹疑之时，俞铮将床上的一封信递给他。

“冯经纶也不是什么好料，他参吴不知就罢了，算是狗咬狗，死前捞个垫背的。”

“可这个混账，还诬陷你十三叔，就是浑水摸鱼替卓党打压朕。”

太子浏览了遍俞铮给他的东西，是一封家书，其风格明显是徐王妃与其姐徐安人往来的信函。

自接到举报后，大理寺的密使已经从徐安人手里获得了大量的，几乎是全部的姐妹俩往来的书信。

为了不出差错，俞成靖几乎读了每一封。

至少从笔迹、措辞、语气上难以证明书信是假的，而且还有官驿传递书信的相关记录。

除非徐王妃和徐安人能拿出更有力的证据，不然目前获得的书面证据是无法推翻的铁证。

但皇帝能如此笃定长宁王是被冤枉的，一定有内情。

太子看向与自己对坐的俞珩，期待他的回答。

“殿下，内子行事向来谨慎，当年远距离的传递家书时就曾对臣说过，朔州形势复杂，敌、匪众多，战乱频繁。”

“书信这种文书，很容易被截获利用，于己不利。”

“臣觉内子的话甚有道理，便教给她一种标记。”

“这种标记还是当年军营里传递文书时防伪用过的。”

当时凉贼细作很多，军中防伪的标记更换频繁，俞珩便将军中淘汰下来的一种教给了徐慕欢。

太子醍醐灌顶。

如果徐王妃每封信都做过防伪标记，那徐安人手里的信每封都会有，没有的信就是不知情的人蓄意陷害，混杂进去的。

俞珩又说：“臣的姨姐徐娘子曾到过朔州，这件事陛下是知情的，沿途驿站也有过所记录为证。”

“自那年起，徐娘子被臣的内子说服，寄来的书信也带有标记。”

其实太子也犹疑过，徐家姊妹若以权谋私，入京后，他们既有传递信息的亲信家丁崔护，为何还要落笔成文留下后患，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但人证、物证都在，他只能先接受，再在案件审理时慢慢解惑。

俞珩当场让太子验证，令小太监取来一支女子描眉常用的炭笔。

书信翻过来，每张信纸依次稍稍错开叠放好。

用炭笔轻轻描画纸张边缘，很快出现一个九工篆的印记，是用透明的蜡，拿极细的笔尖写上去的。

而且九工篆的图形也是当年军中淘汰不用的密押，有当年的密押本为证。

因为是炭笔所描，且拆信人描的很轻浅，放置多年又几经摩擦，炭黑几乎都煺去。

即使有痕印，也是模模糊糊极淡的。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手指留下的脏印，或是渗透的墨渍淡去。

若是利于自己的信做标记，不利于自己的信不标记，那为何不焚毁呢。

没有标记的信件就不足以作为证据。

而且若所有勾结贿赂的信件都没有标记，是不是也意味着有混杂陷害的可能，需近一步查证。

太子顿时对徐王妃心生敬意。

她竟如此小心谨慎，甚至在十几年前就预料到此等风险，还费心标记下文书防伪的痕迹。

让今时今日意图诬陷她的人不攻自破。

果然是个奇女子。